2008年4月10~13日，由华东师范大学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法国里昂第三大学、法国人文高师与上海市中西哲学与文化比较研究会共同主办“多元现代性：文化、理论与症结——中国与欧洲有关现代性的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于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来自于法国、香港、北京、上海等地的国内外学者40多人参加了本次会议。
一、多元现代性与古今之争
关于多元现代性的意义，华东师范大学杨国荣教授指出：在相当的一段时期中，人们往往习惯于从单一的视域考察现代化过程，并往往倾向于将现代化的某一种模式看作是唯一的形态，与之相联系，现代性也每每被赋予一元的形式。随着全球范围内现代化过程的多方面展开，现代化的多种模式以及现代性的多重内涵，逐渐成为引入关注的对象，在这种背景下，对多元现代性的讨论，无疑有其独特的意义。他同时认为，在多元的视野中讨论现代性问题，同时涉及不同文明传统的关系。由于文明传统、文化背景的差异，走向现代的道路、途径，现代化的模式与形态、现代性的内涵，往往也呈现不同的特点。对不同文明传统以及这些传统与现代性的多样形态之间关系的深入认识，不仅有助于促进不同文化传统之间的相互理解，而且也可以使现代性问题本身的探讨获得多重资源与多元的智慧，从而为不同文明之间的彼此沟通、相互尊重、和谐共存提供前提。
清华大学汪晖教授认为，多元现代性的观念，也面临着自身的问题，其中最突出的是：它很难解释多样现代的不同源头，为何在当代全球化的进程当中，被整合到单一化的进程之中，也就是说，它的多样性似乎不完全能够避免它的单一性进程。我们如何来叙述这个问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挑战。在他看来，多元现代性与早期现代性的问题，其实都意味着要把我们所谓的单一的现代性时间与空间的观念加以重新定位，并给予历史再叙述的可能性，敞开一些被历史遮蔽或所谓现代概念所排斥的历史范畴，使之重新进入到我们历史视野当中来。现代性是个不断地建构的过程，是从历史中发展而来的，是在早期历史中不断冲突的各种因素基础之上而生长出来的，对早期现代的回溯，有助于克服单一现代的观念。
法国里昂第三大学Alain-Marc Rieu（阿兰-马克•里乌）教授认为，现代性这个概念起源于17世纪的西欧。它伴随着殖民战争、贸易、工业和科技，以及艺术和文学在世界范围内传播。但现在许多国家已经创造了它们自己的现代性。什么是现代的，什么不是现代的，这些不再由欧洲和美国加以规定了。各种现代性概念将会相互竞争。现代性不再仅仅于西方，它已经变成了人类共同的问题。虽然现代性是一个多义的概念，但是我们对于什么是现代性及其对个体与社会的意义却拥有共同的感受。人文学科、媒体，政治家及知识分子经常使用甚至滥用现代性这个概念。法国里昂第三大学Jean-Philippe Antoine（让- 菲利浦安东尼）教授强调，现代性不是我们的古代性，对于现代性来说，古代性是“成为”、“变成”（becoming），而非给予(given)。现代性，由于其卷入当下情境的特别强度而受到瞩目，即与过去历史时期无法同享的特定的速度或节奏。同济大学韩潮博士则精彩地论证了，有多少古典性，就有多少现代性。
华东师范大学杨国荣教授着重从现代化过程的人文内涵，考察现代性的涵义，认为文化的分化，是现代化过程的重要景观，如哈贝马斯所注意到的，在康德那里，已出现审美趣味、正当性、真理等领域的分离，三者各有自身的有效性。审美趣味在于以形象的方式敞开世界，真理涉及对事实的把握，正当性则展开于道德、法律等领域，它所指向的是实践过程的规范。现代化的过程在广义的文化层面固然表现出认知、规范、趣味等领域相分的趋向，但其中又蕴含着对真、善、美的不同追求，后者包含内在的人文意义。他进一步分析了现代性所涉及的复杂关系，指出，人是目的，这是为康德所明确表达的现代人的基本信念之一，其中渗入了深刻的人文内涵。但另一方面，现代化所体现的理性化，较多地表现为工具意义上的理性，后者所关注的，首先是外在的、作为手段或工具的价值，当这种工具意义上的理性过于强化时，它与人是目的的观念往往会发生某种冲突：以理性的工具意义为主导，将逻辑地引向人本身的工具化。事实上，在现代性的展开过程中，确乎可以看到人是目的与人的工具化这二重具有悖反意味的现象。华东师范大学许纪霖教授指出，对于现代性与现代化这两个词在语用说上的区别，不仅是前者着重历史的过程，后者更注重规范的理解，更重要的是，在当代中国，它们各自所针对的语境是不同的。现代化的目标最早出现世俗化了的改革社会国家意识形态，并且成为思想解放运动和新启蒙运动的共同目标。虽然在现代化内涵的具体解释上它们各有不同，但现代化这一理念背后的思想预设却是一致的，即现代是作为传统的对立面而言，现代化的核心问题是如何从传统到现代。而现代性则是到了1994年以后才被广泛应用的概念。南京大学许苏民教授认为，现代化是“多”，有不同的模式，故有“多元的现代化”之称；而现代性是“一”，它是贯穿于现代化之中的精神本质，他进一步指出个人自由是现代性的灵魂，只有现代性，才空前地凸显了人的价值，彰显了价值理性的至上地位。厦门大学陈嘉明认为，现代化就事实的层面来说的，现代性是从价值方面来讲的。湖南师范大学张文初从具体地角度来理解现代性，认为现代性是“多”，不同领域有不同的现代性。复旦大学汪堂家教授从词源学的历史演变中指出了现代性的涵义。
上海社会科院童世骏教授对“多重民主”的概念与“多头政治”、“多元主义民主”等概念作了区别，梳理了从“多重现代性”（multiple modernities）的观念引申出“多重民主”（multiple modernities）的观念的思路，指出正像以“深度反思性”、“自我辩护”和“自我纠错能力”作为核心的“现代性”在不同地区和文化有不同表现一样，以意志的“自愿原则”和理性的“自觉原则”相统一为核心的“人民自决”或“民主”，在不同地区和文化也有不同表现。童世骏认为，评价一个地区和文化的民主政治的真假和高低，不仅要看在那里上述两个原则的实现程度，而且要看这两个原则的实现方式；不仅要在不同民主模式之间进行比较，而且要在同一个地区和文化的民主政治的理论构想和具体现实之间进行比较。
二、 中国的现代性
厦门大学陈嘉明教授指出，中国的现代性不能以理性化为目标，而应走“人性化”的道路。从哲学的角度上加以审视，中国现代性的形成在中国社会的特殊背景下，可以解释为一个人性回归的过程，人性化程度逐渐提高的过程，而不是西方的理性化的过程。国际与国内、历史与事实的经验告诉我们，人性不仅曾经构成卓为有效的经济与政治的经典理论的前提，而且人性的回归构成了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的一个基点。我们应反思中国改革开放与现代化的经验，总结在这一人性回归的基础上所取得的经济上的成功，这有助于人们认识这一人性化回归取向的巨大价值，同时也有助于我们思考中国现代性的目标取向。上海社会科学院俞宣孟认为中国的现代性是奠基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上的，现代性要有明确的概念界定。
清华大学唐文明博士重新审视新儒家1958年发表的文化宣言《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提出《宣言》所争取的充其量不过是西方对于中国“民族文化之特殊性”的认可，即通过强调中国文化的特殊性——当然是相对于西方文化的普遍性而言——从而将中国文化放置于西方现代性所构造的普遍与特殊的话语结构中。华东师范大学陈赟认为，以 “中国特色”来关联中国思想与中国道路，则中国的内涵就会脱离了历史文化的地基；而以道统论关联规定中国的思想与道路，则不能直接面对中国的现实与问题，其所确立的“中国”，有抽象化的危险。中央美术学院赵璕博士指出：以“中、西、古、今”来讨论中国的现代境况和未来道路由来已久，实已凝固为思考“中国现代性”之最坚牢的积习，他对这一传统形成的历史逻辑进行分析，并援引德勒兹的“内部”概念，尝试提出新的超越这一桎梏的方法。中国人民大学夏可君博士则从文学文本的分析出发，提出“余”的思想，是对中国人生命经验、生活世界、思维方式和思想法则之秘密；他进一步阐发了在法则消退、偶然与例外本身成为法则本身的现代境况中，生命作为剩余生命被不断征用的困境。香港科技大学的张春田讨论了冯小青故事从晚明到民国的演变，勾勒了一个理解中国的现代性问题的入口。
会议还讨论了现代性与认识论关系，北京大学胡军教授指出知识的这一概念进入现代人中的任何一个领域，他分析了关于知识定义。华东师范大学郁振华教授分析了认识论的两种涵义、认识论的现代性背景、认识本身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境况下的认识论。华东师范大学姜进教授提出在现代性的研究中要重视人的情感因素。华东师范大学罗岗教授从“家庭”问题（“巩固家庭”还是“走出家庭”）中来分析中国革命现代性。华东师范大学王顺义教授认为以非决定论为主导自然观对“后现代思潮”相应观点的理解是有帮助的。
总之，多元现代性的研讨会丰富了对现代性的理解，促进了不同学者之间的对话，既包括中外学者之间的对话，也包括不同学科学者之间的对话，还包括中青年学者之间的代际对话。
一、多元现代性与古今之争
关于多元现代性的意义，华东师范大学杨国荣教授指出：在相当的一段时期中，人们往往习惯于从单一的视域考察现代化过程，并往往倾向于将现代化的某一种模式看作是唯一的形态，与之相联系，现代性也每每被赋予一元的形式。随着全球范围内现代化过程的多方面展开，现代化的多种模式以及现代性的多重内涵，逐渐成为引入关注的对象，在这种背景下，对多元现代性的讨论，无疑有其独特的意义。他同时认为，在多元的视野中讨论现代性问题，同时涉及不同文明传统的关系。由于文明传统、文化背景的差异，走向现代的道路、途径，现代化的模式与形态、现代性的内涵，往往也呈现不同的特点。对不同文明传统以及这些传统与现代性的多样形态之间关系的深入认识，不仅有助于促进不同文化传统之间的相互理解，而且也可以使现代性问题本身的探讨获得多重资源与多元的智慧，从而为不同文明之间的彼此沟通、相互尊重、和谐共存提供前提。
清华大学汪晖教授认为，多元现代性的观念，也面临着自身的问题，其中最突出的是：它很难解释多样现代的不同源头，为何在当代全球化的进程当中，被整合到单一化的进程之中，也就是说，它的多样性似乎不完全能够避免它的单一性进程。我们如何来叙述这个问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挑战。在他看来，多元现代性与早期现代性的问题，其实都意味着要把我们所谓的单一的现代性时间与空间的观念加以重新定位，并给予历史再叙述的可能性，敞开一些被历史遮蔽或所谓现代概念所排斥的历史范畴，使之重新进入到我们历史视野当中来。现代性是个不断地建构的过程，是从历史中发展而来的，是在早期历史中不断冲突的各种因素基础之上而生长出来的，对早期现代的回溯，有助于克服单一现代的观念。
法国里昂第三大学Alain-Marc Rieu（阿兰-马克•里乌）教授认为，现代性这个概念起源于17世纪的西欧。它伴随着殖民战争、贸易、工业和科技，以及艺术和文学在世界范围内传播。但现在许多国家已经创造了它们自己的现代性。什么是现代的，什么不是现代的，这些不再由欧洲和美国加以规定了。各种现代性概念将会相互竞争。现代性不再仅仅于西方，它已经变成了人类共同的问题。虽然现代性是一个多义的概念，但是我们对于什么是现代性及其对个体与社会的意义却拥有共同的感受。人文学科、媒体，政治家及知识分子经常使用甚至滥用现代性这个概念。法国里昂第三大学Jean-Philippe Antoine（让- 菲利浦安东尼）教授强调，现代性不是我们的古代性，对于现代性来说，古代性是“成为”、“变成”（becoming），而非给予(given)。现代性，由于其卷入当下情境的特别强度而受到瞩目，即与过去历史时期无法同享的特定的速度或节奏。同济大学韩潮博士则精彩地论证了，有多少古典性，就有多少现代性。
华东师范大学杨国荣教授着重从现代化过程的人文内涵，考察现代性的涵义，认为文化的分化，是现代化过程的重要景观，如哈贝马斯所注意到的，在康德那里，已出现审美趣味、正当性、真理等领域的分离，三者各有自身的有效性。审美趣味在于以形象的方式敞开世界，真理涉及对事实的把握，正当性则展开于道德、法律等领域，它所指向的是实践过程的规范。现代化的过程在广义的文化层面固然表现出认知、规范、趣味等领域相分的趋向，但其中又蕴含着对真、善、美的不同追求，后者包含内在的人文意义。他进一步分析了现代性所涉及的复杂关系，指出，人是目的，这是为康德所明确表达的现代人的基本信念之一，其中渗入了深刻的人文内涵。但另一方面，现代化所体现的理性化，较多地表现为工具意义上的理性，后者所关注的，首先是外在的、作为手段或工具的价值，当这种工具意义上的理性过于强化时，它与人是目的的观念往往会发生某种冲突：以理性的工具意义为主导，将逻辑地引向人本身的工具化。事实上，在现代性的展开过程中，确乎可以看到人是目的与人的工具化这二重具有悖反意味的现象。华东师范大学许纪霖教授指出，对于现代性与现代化这两个词在语用说上的区别，不仅是前者着重历史的过程，后者更注重规范的理解，更重要的是，在当代中国，它们各自所针对的语境是不同的。现代化的目标最早出现世俗化了的改革社会国家意识形态，并且成为思想解放运动和新启蒙运动的共同目标。虽然在现代化内涵的具体解释上它们各有不同，但现代化这一理念背后的思想预设却是一致的，即现代是作为传统的对立面而言，现代化的核心问题是如何从传统到现代。而现代性则是到了1994年以后才被广泛应用的概念。南京大学许苏民教授认为，现代化是“多”，有不同的模式，故有“多元的现代化”之称；而现代性是“一”，它是贯穿于现代化之中的精神本质，他进一步指出个人自由是现代性的灵魂，只有现代性，才空前地凸显了人的价值，彰显了价值理性的至上地位。厦门大学陈嘉明认为，现代化就事实的层面来说的，现代性是从价值方面来讲的。湖南师范大学张文初从具体地角度来理解现代性，认为现代性是“多”，不同领域有不同的现代性。复旦大学汪堂家教授从词源学的历史演变中指出了现代性的涵义。
上海社会科院童世骏教授对“多重民主”的概念与“多头政治”、“多元主义民主”等概念作了区别，梳理了从“多重现代性”（multiple modernities）的观念引申出“多重民主”（multiple modernities）的观念的思路，指出正像以“深度反思性”、“自我辩护”和“自我纠错能力”作为核心的“现代性”在不同地区和文化有不同表现一样，以意志的“自愿原则”和理性的“自觉原则”相统一为核心的“人民自决”或“民主”，在不同地区和文化也有不同表现。童世骏认为，评价一个地区和文化的民主政治的真假和高低，不仅要看在那里上述两个原则的实现程度，而且要看这两个原则的实现方式；不仅要在不同民主模式之间进行比较，而且要在同一个地区和文化的民主政治的理论构想和具体现实之间进行比较。
二、 中国的现代性
厦门大学陈嘉明教授指出，中国的现代性不能以理性化为目标，而应走“人性化”的道路。从哲学的角度上加以审视，中国现代性的形成在中国社会的特殊背景下，可以解释为一个人性回归的过程，人性化程度逐渐提高的过程，而不是西方的理性化的过程。国际与国内、历史与事实的经验告诉我们，人性不仅曾经构成卓为有效的经济与政治的经典理论的前提，而且人性的回归构成了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的一个基点。我们应反思中国改革开放与现代化的经验，总结在这一人性回归的基础上所取得的经济上的成功，这有助于人们认识这一人性化回归取向的巨大价值，同时也有助于我们思考中国现代性的目标取向。上海社会科学院俞宣孟认为中国的现代性是奠基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上的，现代性要有明确的概念界定。
清华大学唐文明博士重新审视新儒家1958年发表的文化宣言《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提出《宣言》所争取的充其量不过是西方对于中国“民族文化之特殊性”的认可，即通过强调中国文化的特殊性——当然是相对于西方文化的普遍性而言——从而将中国文化放置于西方现代性所构造的普遍与特殊的话语结构中。华东师范大学陈赟认为，以 “中国特色”来关联中国思想与中国道路，则中国的内涵就会脱离了历史文化的地基；而以道统论关联规定中国的思想与道路，则不能直接面对中国的现实与问题，其所确立的“中国”，有抽象化的危险。中央美术学院赵璕博士指出：以“中、西、古、今”来讨论中国的现代境况和未来道路由来已久，实已凝固为思考“中国现代性”之最坚牢的积习，他对这一传统形成的历史逻辑进行分析，并援引德勒兹的“内部”概念，尝试提出新的超越这一桎梏的方法。中国人民大学夏可君博士则从文学文本的分析出发，提出“余”的思想，是对中国人生命经验、生活世界、思维方式和思想法则之秘密；他进一步阐发了在法则消退、偶然与例外本身成为法则本身的现代境况中，生命作为剩余生命被不断征用的困境。香港科技大学的张春田讨论了冯小青故事从晚明到民国的演变，勾勒了一个理解中国的现代性问题的入口。
会议还讨论了现代性与认识论关系，北京大学胡军教授指出知识的这一概念进入现代人中的任何一个领域，他分析了关于知识定义。华东师范大学郁振华教授分析了认识论的两种涵义、认识论的现代性背景、认识本身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境况下的认识论。华东师范大学姜进教授提出在现代性的研究中要重视人的情感因素。华东师范大学罗岗教授从“家庭”问题（“巩固家庭”还是“走出家庭”）中来分析中国革命现代性。华东师范大学王顺义教授认为以非决定论为主导自然观对“后现代思潮”相应观点的理解是有帮助的。
总之，多元现代性的研讨会丰富了对现代性的理解，促进了不同学者之间的对话，既包括中外学者之间的对话，也包括不同学科学者之间的对话，还包括中青年学者之间的代际对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