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5月27日，“何为中国哲学：中国哲学研究的方法论反思”研讨会在华东师范大学理科大楼A212召开。研讨会由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思想传统与文化变迁创新基地”中国经典研究中心主办、杨国荣教授主持。同时，本次研讨会也是杨国荣教授主持的“庄子思想的内在张力”项目沙龙。
来自香港、上海的近20名专家、学者与会，其中包括香港中文大学刘笑敢教授、复旦大学谢遐龄教授、张汝伦教授和杨泽波教授、上海社科院俞宣孟教授、华东师范大学高瑞泉教授、上海师范大学方旭东教授；来自香港中文大学、复旦大学、上海社科院、华东师范大学等高校与研究机构的青年学者余治平、石永泽、陈赟、刘梁剑、曾诵诗、才清华等也参加了研讨。
研讨会中，刘笑敢教授首先对中国哲学界关于“格义”、“反向格义”的方法之争做了简要回顾，并提出中国哲学的三种身份：现代学科、民族文化和生命导师，引起与会学者的热烈、深入讨论。谢遐龄教授说，作为学科的中国哲学、“格义”与“反向格义”等，都是一个已然的事实，但应注意语义的演化、变迁。俞宣孟教授认为，中国哲学追寻成圣理想，西方哲学是关于普遍知识的学问，二者在文本上是不可比的；但是，就从事哲学活动的方式而言，中西哲学又具有可比性。高瑞泉教授认为，之所以提出“何为中国哲学”的问题，这内在地与中国哲学界对既有研究范式的不满、对西方哲学的研究有关，然而大多数的当代中国哲学工作者尚不能达到哲学创造的高度。杨泽波教授认为，讨论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应确立一个基本的前提，此即中国哲学、西方哲学是两种根本不同的哲学；同时指出，中西哲学之间进行相互格义是必要的，但应保持自身的特点：儒学是人文、不是宗教，是经过反思的，具有“生命导师”的意义。陈赟博士说，中国哲学的困境在于它是在西方文明普遍化、世界化过程中建构的知识谱系中为自己定位的，中国哲学要发展自己规划未来的世界与未来的哲学的能力，而不应满足于现有知识谱系给它分配好的一个位置，即便是这个分配好的位置也还是充满内在困难的。方旭东教授赞同中国哲学生成性的看法，但同时指出，哲学创作的工作应该以扎实的中文文献解读为基础。
杨国荣教授在会上对相关问题提出了较为系统的看法。他指出，理解中国哲学首先涉及如何理解哲学的问题，如何理解中国哲学与如何理解哲学无法截然相分。就知识、智慧的区分而言，哲学不同于特定的经验知识，而是对智慧的沉思，后者使之具有超越学科的特点；就哲学与历史的关系来说，中国哲学是一种历史中的哲学，既具有既成的形态，又展开为一个不断生成、延续的过程，前者赋予它以相对确定的性质，后者使之具有开放性；就中、西哲学的关系来看，中西之辩并不仅仅是一个空间性、地域性的问题，其背后内在地隐含着时间性、历史性的观念；时下，人们常常将西方哲学影响下的中国哲学研究称之为“汉话胡说”，这在某种意义上是将时间关系（历史关系）简单地空间化了。事实上，与其说这是“汉话胡说”，不如说这是“古话今说”。历史地看，不同时代的哲学家都在对哲学作“今说”；我们借用西方哲学的概念系统、理论框架，这本身也是在新的历史背景下“今说”中国哲学的一种方式，这种“今说”同时表现为中国哲学在现代进一步生成、延续的方式：在中西哲学两大系统相遇的前提之下，中国哲学的延续往往取得了借用西方哲学的一些概念系统、理论框架而对自身传统进行重新诠释的形式。中国哲学这一延续的过程与以往（近代以前）的不同在于：它同时也是中国哲学不断参与、融入世界哲学的过程。
与会学者在如何理解中国哲学的问题上展现了不同的视域，这种不同，既与中国哲学本身的丰富内涵相联系，也表明了中国哲学的研究具有多样的进路。
来自香港、上海的近20名专家、学者与会，其中包括香港中文大学刘笑敢教授、复旦大学谢遐龄教授、张汝伦教授和杨泽波教授、上海社科院俞宣孟教授、华东师范大学高瑞泉教授、上海师范大学方旭东教授；来自香港中文大学、复旦大学、上海社科院、华东师范大学等高校与研究机构的青年学者余治平、石永泽、陈赟、刘梁剑、曾诵诗、才清华等也参加了研讨。
研讨会中，刘笑敢教授首先对中国哲学界关于“格义”、“反向格义”的方法之争做了简要回顾，并提出中国哲学的三种身份：现代学科、民族文化和生命导师，引起与会学者的热烈、深入讨论。谢遐龄教授说，作为学科的中国哲学、“格义”与“反向格义”等，都是一个已然的事实，但应注意语义的演化、变迁。俞宣孟教授认为，中国哲学追寻成圣理想，西方哲学是关于普遍知识的学问，二者在文本上是不可比的；但是，就从事哲学活动的方式而言，中西哲学又具有可比性。高瑞泉教授认为，之所以提出“何为中国哲学”的问题，这内在地与中国哲学界对既有研究范式的不满、对西方哲学的研究有关，然而大多数的当代中国哲学工作者尚不能达到哲学创造的高度。杨泽波教授认为，讨论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应确立一个基本的前提，此即中国哲学、西方哲学是两种根本不同的哲学；同时指出，中西哲学之间进行相互格义是必要的，但应保持自身的特点：儒学是人文、不是宗教，是经过反思的，具有“生命导师”的意义。陈赟博士说，中国哲学的困境在于它是在西方文明普遍化、世界化过程中建构的知识谱系中为自己定位的，中国哲学要发展自己规划未来的世界与未来的哲学的能力，而不应满足于现有知识谱系给它分配好的一个位置，即便是这个分配好的位置也还是充满内在困难的。方旭东教授赞同中国哲学生成性的看法，但同时指出，哲学创作的工作应该以扎实的中文文献解读为基础。
杨国荣教授在会上对相关问题提出了较为系统的看法。他指出，理解中国哲学首先涉及如何理解哲学的问题，如何理解中国哲学与如何理解哲学无法截然相分。就知识、智慧的区分而言，哲学不同于特定的经验知识，而是对智慧的沉思，后者使之具有超越学科的特点；就哲学与历史的关系来说，中国哲学是一种历史中的哲学，既具有既成的形态，又展开为一个不断生成、延续的过程，前者赋予它以相对确定的性质，后者使之具有开放性；就中、西哲学的关系来看，中西之辩并不仅仅是一个空间性、地域性的问题，其背后内在地隐含着时间性、历史性的观念；时下，人们常常将西方哲学影响下的中国哲学研究称之为“汉话胡说”，这在某种意义上是将时间关系（历史关系）简单地空间化了。事实上，与其说这是“汉话胡说”，不如说这是“古话今说”。历史地看，不同时代的哲学家都在对哲学作“今说”；我们借用西方哲学的概念系统、理论框架，这本身也是在新的历史背景下“今说”中国哲学的一种方式，这种“今说”同时表现为中国哲学在现代进一步生成、延续的方式：在中西哲学两大系统相遇的前提之下，中国哲学的延续往往取得了借用西方哲学的一些概念系统、理论框架而对自身传统进行重新诠释的形式。中国哲学这一延续的过程与以往（近代以前）的不同在于：它同时也是中国哲学不断参与、融入世界哲学的过程。
与会学者在如何理解中国哲学的问题上展现了不同的视域，这种不同，既与中国哲学本身的丰富内涵相联系，也表明了中国哲学的研究具有多样的进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