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儒宾教授谈“静坐、境界与理学工夫论”

8月21日晚上，著名台湾学者、（新竹）清华大学教授杨儒宾先生应邀，面向华东师范大学“儒学与中国传统社会”暑期学校的全体员，主讲题为“静坐、境界与理学工夫论”的精彩报告。报告由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刘梁剑老师主持。

 

讲座伊始，杨儒宾教授便指出了在今天这个时代讨论“工夫论”的困难，因为工夫是一种与身心实践有关的技术，往往横跨经验领域与超越领域、形上与形下两维，加之现代知识体系自身的组成与传统的学问已有很大差异，故而在当代来讨论这个看上去很传统的“工夫论”一词常常会有意想不到的困难。虽然如此，在杨教授看来，对“工夫论”的探究在今天仍然十分必要。“工夫”是传统的词汇，特别是理学家的惯用语，在明儒著作中使用得尤其频繁，与理学文化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在他看来，“工夫论”是理学的核心知识，是理学家安身立命的学问。因此，对“工夫论”的探究为现代人打开了一个通往理学的特别路径。

 

“功夫”较“工夫”出现得更早，“功”、“夫”连用最早出现在东汉魏晋时期，主要指的是时间与精力，后来又增加了修行的内容。唐宋以后，“工夫”一词的地位上升，渐渐与“功夫”混用。在杨教授看来，这个现象意味着“功夫”所蕴含的体力劳动的形式逐渐过渡到了“工夫”所蕴含的由意识来导引的行气运动。

 

在理学的脉络中，“工夫”更多指的是一种自觉的道德实践，其最终目的是成为“圣人”。关于“圣人”，杨教授解释说，虽然圣人是经验世界中可存在的人，但是，人们不能忽视这个特殊词汇所蕴含的超越界的意味。对比奥托和耶律亚德的“神圣”之说，杨教授发现，中国思想史中的“圣”与之颇多相似，两者都蕴含很深的宗教情感，对“圣”的追求也有十分相似的模式。两者的不同之处主要体现在，理学家对“圣人”的追求建立在一种超越意义的“本体”的基础之上，从而取代了宗教学意义上的“神”这个原型。与此同时，正因为有了“本体”或者说“体用”，事物便呈现出两个层次，物有“表里精粗”，人有“义理之性”和“气质之性”。因此，复现人的本体，即“成圣”，遂成为儒者所关切的问题，这直接促成了理学工夫论的出现。

 

接下来，杨儒宾教授划分出了两种不同类型的儒者：“唐代型”与“宋代型”。对比唐代的韩愈与宋代的邵雍、张载、二程，可以看到，唐、宋两代儒者的气象有明显差异。后者对“气象”、“境界”有十分突出的关注。杨教授解读说，这种差异从根本上说是建立在对“体用论”的不同理解上的，宋儒的天道性命说预设了人性与道体的超越连接，因而“成圣”遂成为儒者的普遍向往，而汉唐在用气为性的体用结构下没有化性成圣的可能。

 

理学工夫论的核心在于朗现本体，具体到工夫论的法门上说，杨教授认为，应当从意识的转折入手，即用心于维持心灵的凝聚专一，以期突破，从而能够复现人的本来之性。维持心灵的专一，以求证悟，常常让人想到“静坐”。事实上，也正是由于理学家的大力阐扬，“静坐”一词才广为流传。广义上的“静坐”并不要求特别的坐姿，要点仍在于调摄身心，因而“静坐”又与“主静”、“主敬”相关，这时的工夫又进而从静延伸至动，强调身心的调摄不只是在静时作用，还当动静一如。

 

杨教授指出，虽然理学工夫论以及理学工夫论所欲达成的“体证本体”的“成圣”目标从语词和思路上看都带有浓重的现代气息，然而，作为理学文化的重要部分，“工夫论”是人们进入理学世界、理解宋明理学的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因而具有很重要的理论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