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3日晚上，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路新生教授为“儒学与中国传统社会”暑期学校学员带来题为“‘义’、‘事’之争与‘古’、‘今’之辨：今文经学的双重发展向度”的精彩讲座。
讲座开场，路教授简明扼要地介绍了中国经学史上今古文经学的主要差异：一、对孔子的定位是创制素王亦或是著史大家的问题；二、对六经看法是圣王立制亦或是前代史事记载的区别。这构成“义”、“事”之争及其贯穿中国经学史上今古文之争的重要脉络。路教授首先指出，从《春秋》中“义”与“事”的倾向来看，今古文经学并非是水火不容的，并且今古文经学从西汉中叶开始合流，这一历史过程至东汉郑康成告以完成。
接下来，路新生教授主要从三个方面，对今古文经学的历史演进过程做了精彩的论述：
一、清代以前学者对于今古文经学的主要看法。路教授从中国经学史的演进出发，旁征博引，指出西汉以降，董仲舒、何休等人对《春秋》的解读不断总结和强化了《春秋》中重“义”轻“事”的这一倾向。然而，由于今文经学与政治过于密切的关联以及刘歆在西汉末年开始对于古文经学的提倡，使得音韵、训诂、典章之学重新开始兴盛起来。之后，恒谭《新论》以及刘知几《史通》中的相关论述都带有明显的古文经学的倾向。因此，路教授得出结论：中国经学史主要是一部古文经学的历史，并且学者更加重视的是六经中“史”的意义。
二、清代今文经学的兴起。路新生教授指出，在清初学术界，无论是顾炎武还是阎若璩都秉持古文经学的观点，把孔子定位为史学家。这一状况在常州今文经学兴起之后发生了改变，庄存与、刘逢禄等人开始重新提倡孔子的“微言大义”与“春秋笔法”。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与《孔子改制考》对于“春秋重义不重事”的改造更是使得《春秋》中“史”的意义被完全抽离。路教授还指出，清代今文经学的兴起与清代中叶以降的社会政治危机、特别是晚清的大变局有关。同时，康有为对于古文经学及六经的破坏，与五四时期兴起的疑古思潮、“打倒孔家店”等全盘否定传统文化的现象有着历史的关联。
三、“公羊三世说”对于中国史学近代化的影响。路教授认为，在关注西方史学及近代日本学界对于中国史学近代化的影响之外，还应该重视传统文化资源对于史学近代化的重要影响。西汉以降，司马迁、董仲舒从《春秋公羊传》“所见”、“所闻”、“所传闻”论述所衍生出的“三世”说，发展到东汉何休所提出的“三科九旨”的“三世循环说”。然而，“公羊三世说”在经学史上多被淹没不显，直到清代今文学家刘逢禄对“公羊三世说”的重新总结。近代中国的学术演进也朝着今文经学与史学这两方面发展。最后，路教授还提到梁启超提倡的“新史学”与今文经学的关联，以及“新史学”所倡导的线性史观的兴起及其对传统史学价值观的破坏。
整场讲座引起暑期班学员的热烈反响。学员们先后就经学的源起、清代经文经学演进的内在学术史理路、当代社会重建经学的必要性等问题，与路新生教授进行做了请教、互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