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4日上午，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主办的“儒学与中国传统社会”暑期学校进入第五天，学员们热情不减。讲座由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研究员杨国强教授主讲，题为“儒学与近代中国”。
杨国强教授首先概述了近代中国由“变局”走向“危局”，最后变而成为“残局”的历史过程。在这个充满艰辛、纠结、磨难的过程中，西人成为中国历史经验之外的存在，中西交冲之下，中国人的自我形象渐趋破碎。从“借法”自强的取新卫旧到“变法”图强的除旧布新，从“中体西用”到破“中体西用”，趋新的思想家逐渐泯灭了中西之间的殊相，在学西方的途路里，意图以西法的普遍性、抽象性、绝对性笼罩、改变中国，抽离了中西各自背后的历史、文化和具体性。危机逼生的“变法”，也使得“变法”越来越急迫，走向目的和方法的简约化。
接下来，杨教授阐述了近代儒学的变化，清学重考据，导致义理不兴，同时史学也不振。义理不兴，则使得近代历史人物安身立命没有根底，背后缺乏大本大源的精神支撑，从而使得他们在面对西潮时反复多变，立不住脚。史学不振则使得近世士人对中国历史缺乏整体认识、整体观念，套用西方和日本的概念来解释中国历史，使得中国历史失去了原有面貌。他举“君主专制”为例，来说明近人对中国历史的误读。杨国强教授认为，在传统中国社会，天子、士人共治天下，君主权力受到祖宗家法、清议的制约，而近代所谓的“君主专制”，其等级、分层观念更多地源于俄国，而非中国历史所自有和固有。
随后，杨国强教授以曾国藩、李鸿章、康有为为例，阐明经世之学与晚清历史人物之间的种种关系。曾国藩以礼经世，融义理于经世之中，留下的不仅是自我人格的长久魅力与感召，更培养出不少人才。而李鸿章则因事用人，因利用人，立足、着眼全在于事功、成败、得失，对人的培养重视不够，终造成后辈乏人，而学养上亦有所欠。康有为则将儒学工具化，其疑古作风更是开后世全盘反传统之先河。
杨教授着重提及，在士人面对西潮的洪流时，晚清思想界浮现出“富强”、“进化”两个强势观念，这两个观念贯通了近代中国历史。一方面，儒家的民本思想不再被重视，关怀天下的苍生意识渐渐退居幕后，而让位于法家进取、求利的“富强”意识。另方面，儒学士大夫在认识到中西之别后，进而认识到古今之辨，最后走到了新旧之别。新旧之间涉及价值判断，终因理想、主义的冲突而分化，以至于兵戈相见。在“进化论”的观念支配下，“新”等同于“好”，因此“旧”成了保守，逐渐失去了正面价值，而后人对前人也失去了应有的敬意和敬畏。在此思想理路下，破坏比继承、建设更重要，也更受欢迎，近代强大而不自觉的破坏意识由此而来。这就造成在中国近代社会变迁的历史进程中，破坏与建设长久地不相对称，破坏有余，建设不足。
1905年，在上层士大夫的推动下，清政府废除科举制。赖由科举培养出来的士人，在面对西潮的冲击中，一步一步改变自己来迁就当下，最后为了回应西潮，自己摧毁了自己赖以生存的体制，从而自己消灭了自己。这既是一种儒学哺育出来的担当世运之气，也内在、深远地造成了中国社会结构、文化的剧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