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4日下午、晚上，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张文江应邀，做题为“《史记•太史公自序》讲记”的精彩报告。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副院长、哲学系教授陈赟以及“儒学与中国传统社会”暑期学校的全体学员参加。
简短的开场白之后，张文江教授首先从中国学术史的两篇文献《庄子•天下》篇和《史记》入手，引出《史记》渊源。他说《太史公书》乃为《史记》之初名，“史记”最先是作为一个词而出现的，指“无名无称的书”，由于书中出现此词达14次之多，后人将其更名为《史记》。接下来，张文江教授围绕文本，分别对《太史公自序》中的引论、论六家要旨和太史公谈六经部分展开细致论述。
一、引论部分。张教授首先梳理了太史公的家史。太史公的祖先名重，是王家的巫史，至周宣王时，因失其守而降为司马氏，司马本是掌管军事或马匹的官职，后人将其作为本族的姓氏。周惠王、襄王之间，司马氏去周适晋，家族分散各地，太史公的一支则落在秦地。昔时在秦者为司马错能文能武，惠王使其伐蜀，孙靳事武安君白起，靳孙昌为秦始皇之主铁官，昌之子无泽为汉市长（现代管理农贸集散的官员），无泽生喜，喜为五大夫，喜之子即为太史公——司马谈。接着，张教授强调《史记》不仅仅是历史作品，更重要的是古典著作，现在人们可能把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前者，从而遮蔽了它作为古典著作的维度。
二、论六家要旨部分。张教授指出，太史公依据天官、易经、道论来评判各家所长所短。阴阳家“使人拒而多畏”，儒者尚六艺，墨者尚节俭，法家断于法，名家控名责实，道家无为而无不为。接着，他紧贴文本对法家、名家、道家阐述了自己的看法。名家过于注重形式不太注意内容，相反法家则重内容轻形式，两者的缺陷皆在不讲人情。道家和道德家的差异仅仅是同一个概念的不同表达而已，之所以有名称上的不同，乃是为了强调修德是达道的唯一路径。对于道家“无为”、“无不为”的关系，他认为“无为”在《老子》书中出现了12次，“无不为”仅出现2次，且都与“无为”连用，也就是说“无不为”无法单独出现，“无不为”的提出是对“无为”的补充，以防道浅者将“无为”诠释为“不为”。
三、论六经部分。太史公将六经分为两个方面，《诗》、《书》、《礼》、《乐》论言行，《春秋》、《易》则包含天人等更深邃的含义。张教授认为，虽然《史记》与《春秋》的写法不同，但从古典著作这一视角看，《史记》继承了《春秋》的思想理数，班固《汉书•艺文志》也将其列为六艺略中之春秋门。《史记》与《易》的关系也十分密切，司马迁本人是《易》的传人。
讲座最后，张文江教授分析了古史神话与思想学派的关系。他认为，每个思想学派与对古史的理解是分不开，皆是从古史系列中截取的一段，如道家取伏羲神农黄帝思想，而儒家取尧舜精神。
讨论环节中，学员们就太史公论述六家的顺序、“因循为用”、《庄子•天下》篇与《太史公自序》异同等问题，向张文江教授请教，并展开交流、互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