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3日下午，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杨国强教授在闵行校区人文楼5303，作题为“清末民初的帝制意识与反帝制意识”的学术报告。此为华东师范大学2014年校庆月终身教授学术报告会之一，上海社会科学院张忠民研究员应邀担任主持、评论。
首先，杨国强教授从分析中国古已有之的“君权”观念入手。在儒家的理想叙述当中，君师本应合一，君主作为一个符号，其背后的意义对应着天道、国家和社稷；而在现实的制度演变，师道是在士人手中，因此掌握了君权的帝王仍然会被放在君师合一、内圣外王的评判语境之下，儒家学者把规范、教育具体的君主作为要义。在这样的情况下，君主的权力是有限的，受到儒学理论、祖宗家法乃至天象灾异的约束。作为抽象符号的君主具有神圣性，而每一个具体的皇帝则有可能丧失神圣性。这种把君主本身和君主制度分开的理论使得中国的君主制富有弹性，因而中国传统的帝制意识能不断延续。
然后，杨国强教授分析这一传统的君主制观念如何在近代发生了转变。他指出，近代中国出现了两种新的诠释，冲击着传统的君权观。第一，西方以孟德斯鸠为代表的政治思想从西方自身的封建历史出发，对中国做出了“专制国家”的论断，这一观念通过日本的转引，进而在晚清中国流传甚广，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寻求富强的过程当中，用其解释中国在中西碰撞中的败因。第二，在西潮的冲击下，晚清的反满意识有了新的发展，它不产生于实际的满汉矛盾，而是甲午至庚子长期积累的负面情感催化所生，随之而来的是日俄战争等一系列事件，使得立宪制度成了君主制度之外一个可供选择的制度设计，开始冲击传统的帝制意识。
接下来，杨国强教授阐述了民国建立之后共和、国家和帝制意识的问题，尤其着重分析了袁世凯的洪宪帝制。在他看来，既存的历史叙述从称帝这一结果倒推袁世凯的思想，认为袁世凯自辛亥鼎革到洪宪时期有着一以贯之的帝制“阴谋”，这种讲述不能真正展现历史的真相。袁世凯走向帝制，有着自己内在的认识和心理的变化，更重要的原因是受到了周围环境和人事造成的隔阂的影响。杨国强教授进而总结道，洪宪帝制表面上是复辟帝制，实际上仍然采取了共和时代帝制意识转化之后的诸多思想观念，重建君主制并非再造千年的帝制传统，而是上接近代中国数十年间新陈代谢的结果。
最后，上海社科院张忠民研究员对杨国强教授的演讲作了简练精当的评论，并对其中的方法论作了归纳、总结。杨国强教授亦针对在场师生提出的诸多问题，进一步深化阐释了“清末民初的帝制意识和反帝制意识”这一主题。
首先，杨国强教授从分析中国古已有之的“君权”观念入手。在儒家的理想叙述当中，君师本应合一，君主作为一个符号，其背后的意义对应着天道、国家和社稷；而在现实的制度演变，师道是在士人手中，因此掌握了君权的帝王仍然会被放在君师合一、内圣外王的评判语境之下，儒家学者把规范、教育具体的君主作为要义。在这样的情况下，君主的权力是有限的，受到儒学理论、祖宗家法乃至天象灾异的约束。作为抽象符号的君主具有神圣性，而每一个具体的皇帝则有可能丧失神圣性。这种把君主本身和君主制度分开的理论使得中国的君主制富有弹性，因而中国传统的帝制意识能不断延续。
然后，杨国强教授分析这一传统的君主制观念如何在近代发生了转变。他指出，近代中国出现了两种新的诠释，冲击着传统的君权观。第一，西方以孟德斯鸠为代表的政治思想从西方自身的封建历史出发，对中国做出了“专制国家”的论断，这一观念通过日本的转引，进而在晚清中国流传甚广，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寻求富强的过程当中，用其解释中国在中西碰撞中的败因。第二，在西潮的冲击下，晚清的反满意识有了新的发展，它不产生于实际的满汉矛盾，而是甲午至庚子长期积累的负面情感催化所生，随之而来的是日俄战争等一系列事件，使得立宪制度成了君主制度之外一个可供选择的制度设计，开始冲击传统的帝制意识。
接下来，杨国强教授阐述了民国建立之后共和、国家和帝制意识的问题，尤其着重分析了袁世凯的洪宪帝制。在他看来，既存的历史叙述从称帝这一结果倒推袁世凯的思想，认为袁世凯自辛亥鼎革到洪宪时期有着一以贯之的帝制“阴谋”，这种讲述不能真正展现历史的真相。袁世凯走向帝制，有着自己内在的认识和心理的变化，更重要的原因是受到了周围环境和人事造成的隔阂的影响。杨国强教授进而总结道，洪宪帝制表面上是复辟帝制，实际上仍然采取了共和时代帝制意识转化之后的诸多思想观念，重建君主制并非再造千年的帝制传统，而是上接近代中国数十年间新陈代谢的结果。
最后，上海社科院张忠民研究员对杨国强教授的演讲作了简练精当的评论，并对其中的方法论作了归纳、总结。杨国强教授亦针对在场师生提出的诸多问题，进一步深化阐释了“清末民初的帝制意识和反帝制意识”这一主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