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5月11日下午，著名学者、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王晓明应邀，为我校师生作题为“‘王韬－严复式难题’：现代早期（1870s-1940s）中国思想的出发点”的学术讲座。此为“第三届思勉人文思想节”名家演讲的第五场，由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罗岗教授主持。
罗岗教授以“现代中国的起点在何时”这个问题引出，认为王晓明老师所定义的“现代早期”这一时间段具有独特眼光。王晓明教授认为，对现代早期思想的回溯正是基于对当下思想形态之困难与危机的关切，返回中国早期的现代思想，正是寻求这一思想难题之历史阐释的需要。这也是“王韬-严复式难题”的来源。
1870年代的王韬身处欧洲，对欧洲和中国的前途与未来的世界大势进行了深入思考。他充分认识到列强围攻中国乃是不可避免的，也承认全盘西化是当时唯一可加以选择的道路，但与此同时，仍然对诞生于西方的现代性的唯一合法性表示质疑。传统中国的政治制度尽管腐朽不堪，但也存在深刻的洞见和远虑。中国的先贤们预见到如果人民的积极性被充分鼓舞和发掘，自然生态和人与自然的关系就会崩溃，将威胁到人类社会的有序发展，因此采取“弱民”、“平争”的治国之术。这才导致面对外来侵略，中国人无法抵御。与此相对，西方文化对自然的态度又显得幼稚、肤浅。就逻辑上而言，王韬、严复所主张的全盘西化论是纯功利的。其对价值评判采取了刻意回避的态度，而他们内心的满怀疑虑并没有带来革命行动的迟滞。这种思想与行动之间的张力，也正是王晓明教授进行反思的基本出发点。
讲座中，王晓明教授提出了两个问题：一、中国向何处去；二、如何评价现代历史与中国革命。在他看来，问题的关键在于选择何种历史观去解释历史，从而理解当下。中国传统史学的主流历史观是历史循环论。王韬一方面认为欧洲的现代科技文化是“杀机”四伏，久必为祸，另一方面却又把这一历史阶段纳入他的“大同”理念，将其放置于工具的位置。而严复所翻译的《天演论》更是对原著刻意扭曲、误读，特别放大了“适者生存”的观念，强化竞争观，却搁置了价值评判。以杨文会为首的佛学家们从自身立场出发，也论述了中国文化走上与列强竞争的道路必会大兴盛，同时也将盛极而衰，进而面对问题与危机，唯一的出路是觉醒、退出。杨度的《金铁主义说》将西方列强描述为野蛮的文明国家，其外在之野蛮与内在之文明互为表里。杨度指出，最理想的世界局势应是有优胜而无劣汰的。他们皆于或明或暗的正面战场直接回应这一难题。最终，内在的张力蕴含巨大的革命能量，走向各个乌托邦式的宏大设想，延伸出百年革命的兴盛、变质与衰败。
与在场师生的交流互动中，王晓明教授强调中国加入的现代性是被迫而且始终被动的，主导权始终居于西方。这些现代早期的中国思想之可贵，就在于其自发的、原生的、整体的反抗和拒绝，对人类最高价值并不一定蕴于西方之道路的怀疑。中国如果仅仅变得像西方各国一样强大，是向丛林法则、向兽性的妥协，其实是没有自我拯救的终极意义的。
罗岗教授以“现代中国的起点在何时”这个问题引出，认为王晓明老师所定义的“现代早期”这一时间段具有独特眼光。王晓明教授认为，对现代早期思想的回溯正是基于对当下思想形态之困难与危机的关切，返回中国早期的现代思想，正是寻求这一思想难题之历史阐释的需要。这也是“王韬-严复式难题”的来源。
1870年代的王韬身处欧洲，对欧洲和中国的前途与未来的世界大势进行了深入思考。他充分认识到列强围攻中国乃是不可避免的，也承认全盘西化是当时唯一可加以选择的道路，但与此同时，仍然对诞生于西方的现代性的唯一合法性表示质疑。传统中国的政治制度尽管腐朽不堪，但也存在深刻的洞见和远虑。中国的先贤们预见到如果人民的积极性被充分鼓舞和发掘，自然生态和人与自然的关系就会崩溃，将威胁到人类社会的有序发展，因此采取“弱民”、“平争”的治国之术。这才导致面对外来侵略，中国人无法抵御。与此相对，西方文化对自然的态度又显得幼稚、肤浅。就逻辑上而言，王韬、严复所主张的全盘西化论是纯功利的。其对价值评判采取了刻意回避的态度，而他们内心的满怀疑虑并没有带来革命行动的迟滞。这种思想与行动之间的张力，也正是王晓明教授进行反思的基本出发点。
讲座中，王晓明教授提出了两个问题：一、中国向何处去；二、如何评价现代历史与中国革命。在他看来，问题的关键在于选择何种历史观去解释历史，从而理解当下。中国传统史学的主流历史观是历史循环论。王韬一方面认为欧洲的现代科技文化是“杀机”四伏，久必为祸，另一方面却又把这一历史阶段纳入他的“大同”理念，将其放置于工具的位置。而严复所翻译的《天演论》更是对原著刻意扭曲、误读，特别放大了“适者生存”的观念，强化竞争观，却搁置了价值评判。以杨文会为首的佛学家们从自身立场出发，也论述了中国文化走上与列强竞争的道路必会大兴盛，同时也将盛极而衰，进而面对问题与危机，唯一的出路是觉醒、退出。杨度的《金铁主义说》将西方列强描述为野蛮的文明国家，其外在之野蛮与内在之文明互为表里。杨度指出，最理想的世界局势应是有优胜而无劣汰的。他们皆于或明或暗的正面战场直接回应这一难题。最终，内在的张力蕴含巨大的革命能量，走向各个乌托邦式的宏大设想，延伸出百年革命的兴盛、变质与衰败。
与在场师生的交流互动中，王晓明教授强调中国加入的现代性是被迫而且始终被动的，主导权始终居于西方。这些现代早期的中国思想之可贵，就在于其自发的、原生的、整体的反抗和拒绝，对人类最高价值并不一定蕴于西方之道路的怀疑。中国如果仅仅变得像西方各国一样强大，是向丛林法则、向兽性的妥协，其实是没有自我拯救的终极意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