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5月12日下午，著名学者、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研究员杨国强教授在闵行校区人文楼5303学术报告厅，为全校师生作题为 “《新青年》时代中国的社会问题和思想问题”的学术讲座。此为“第三届思勉人文思想节”名家演讲第7场暨华东师范大学2015年终身教授报告会，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周武研究员主持，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副院长、哲学系教授陈赟，历史系唐小兵副教授等200余名师生参加。
2015年为《新青年》杂志创刊100周年，杨国强教授以《新青年》时代的社会问题和思想问题为切入点，对那段历史做了整体性回顾和反思。他从《新青年》时代的社会团体、新思潮的出现等方面，在思想与历史的交融中，展现其中的复杂性、多变性。
首先，杨国强教授通过孙中山、梁启超、陈独秀三人，对《新青年》时代的社会团体展开论述。辛亥革命后，孙中山敏锐地意识到，中国急需重建共和，重建中国社会。革命所建立的中华民国实则是分裂的中国，而其所建立的共和是由国会将各自独立的行省联结而成的。当时，国会未能发挥其应有的效用，无法将全国已散漫无形的社会结构整合起来。鉴于此，孙中山才提出以政党的方式重建共和，再造中国社会。政党这一组织形式，由苏维埃传入中国。正当国人沉浸在西方文明的喜悦之中，尤以陈独秀等人为代表，其创办《新青年》杂志本就是对国会政治的反思，以期能够借之提高国民的觉悟，开启民智。而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中记载了西方文明的种种问题和弊端，主张光大传统文化，用东方的固有文明来拯救世界。由此，引发了一场何为本位文化的思想论战。
其次，新思潮的出现并非无根之木、无源之水。《新青年》中所论及的问题，或多或少前人均已有关注。以杂志为例，在创办《新青年》之前，陈独秀本就与章士钊合办了风靡当时的《甲寅》，甚至《新青年》的体例都是仿照《甲寅》，甚至是照搬而来的。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新思潮无甚新意。恰恰相反，新思潮的出现具有无可比拟性，其特点主要表现在：反国家主义；独尊城市青年学生，提高知识分子权威的同时，漠视、俯视、蔑视普通大众；整体的西化和整体的反传统。
互动环节中，就现代政党与传统士大夫社会的组织形式、文字叙事与历史真相之间的关系等问题，杨国强教授与在场师生展开交流、互动。
2015年为《新青年》杂志创刊100周年，杨国强教授以《新青年》时代的社会问题和思想问题为切入点，对那段历史做了整体性回顾和反思。他从《新青年》时代的社会团体、新思潮的出现等方面，在思想与历史的交融中，展现其中的复杂性、多变性。
首先，杨国强教授通过孙中山、梁启超、陈独秀三人，对《新青年》时代的社会团体展开论述。辛亥革命后，孙中山敏锐地意识到，中国急需重建共和，重建中国社会。革命所建立的中华民国实则是分裂的中国，而其所建立的共和是由国会将各自独立的行省联结而成的。当时，国会未能发挥其应有的效用，无法将全国已散漫无形的社会结构整合起来。鉴于此，孙中山才提出以政党的方式重建共和，再造中国社会。政党这一组织形式，由苏维埃传入中国。正当国人沉浸在西方文明的喜悦之中，尤以陈独秀等人为代表，其创办《新青年》杂志本就是对国会政治的反思，以期能够借之提高国民的觉悟，开启民智。而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中记载了西方文明的种种问题和弊端，主张光大传统文化，用东方的固有文明来拯救世界。由此，引发了一场何为本位文化的思想论战。
其次，新思潮的出现并非无根之木、无源之水。《新青年》中所论及的问题，或多或少前人均已有关注。以杂志为例，在创办《新青年》之前，陈独秀本就与章士钊合办了风靡当时的《甲寅》，甚至《新青年》的体例都是仿照《甲寅》，甚至是照搬而来的。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新思潮无甚新意。恰恰相反，新思潮的出现具有无可比拟性，其特点主要表现在：反国家主义；独尊城市青年学生，提高知识分子权威的同时，漠视、俯视、蔑视普通大众；整体的西化和整体的反传统。
互动环节中，就现代政党与传统士大夫社会的组织形式、文字叙事与历史真相之间的关系等问题，杨国强教授与在场师生展开交流、互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