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5月9日—10日，由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中国文化论坛以及中山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所主办的第九届中国文化论坛“百年重读《（新）青年》”在我校闵行校区举行。
会议的开幕式由我校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杨国荣教授主持，中国文化论坛的理事长李学军女士介绍了中国文化论坛的宗旨，大会执行主席之一、我校党委书记、哲学系教授童世骏致辞。童世骏教授与杨国荣教授均强调我们今天重读《新青年》，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并预祝本次会议能够圆满成功。
围绕着“重读《新青年》”，本次会议有五大板块。它们的主题分别为“《新青年》的时代”、“孔子问题反思”、“家庭问题反思”、“‘人民问题’”、“《新青年》与文学”。
“《新青年》的时代”这一板块由北京大学朱苏力教授主持。在这一板块中，我校杨国强教授探讨了“《新青年》时代中国的社会问题和思想问题”，我校陈卫平教授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激进反传统的观点进行了商榷。山东大学张祥龙教授对二位专家的观点进行了评论，他抛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即为什么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是如此的激进，应对西方的挑战是如此的激烈，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随后，各位学者进行了讨论。
“孔子问题反思”这一板块由中山大学甘阳教授主持。北京大学杨立华教授报告的主题是“文学革命与儒学的可能性问题”，北京大学干春松教授在报告中讨论了康有为的《共和平议》和陈独秀的《驳康有为<共和评议>》中反应出的《新青年》的整体之争，清华大学唐文明教授通过对陈寅恪悼念王国维的诗文的考察讨论了儒教人伦思想中的自由观，认为只有站在伦理自由的意义上，才能理解陈寅恪对王国维的刻画。随后，复旦大学的丁耘教授对以上三位学者的观点进行了精彩的评议。
“家庭问题反思”这一板块由清华大学陈来教授主持。张祥龙教授通过对“家庭和孝道是否与人性相关”这一问题对新文化运动代表的反家思潮进行了深入批评。朱苏力教授的报告主题为“作为宪制的‘齐家’”。他的分析展现了“齐家”作为最底层的社会组织和基层社会治理的必要性，以及它相对于“治国”在诸多特殊性。北京大学吴飞教授在报告中讨论了“近世人伦批判的三条线索与母系论问题”，重点对流行于中国学界的“母系论”问题进行了批判。清华大学赵晓力副教授将鲁迅的《孤独者》与《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进行对勘，发现鲁迅并不是设置一个反面的父亲的形象去批判，并不是像一些西方文学中所谓弑父的主题，而指向了一种精神上的自我审查。中国人民大学陈壁生副教授的报告通过对《孝经》文本涵义的历史梳理对五四时期的“非孝”思潮进行了反思。随后，我校陈赟教授对五位发言人的观点进行了评论。
“‘人民’的问题”这一板块由香港中文大学王绍光教授主持。我校罗岗教授的报告考察了霸权更迭、俄国革命与《新青年》时代“庶民”的意涵。复旦大学丁耘教授的报告的主题是 “‘新民’与‘庶民’——新文化运动的梁启超问题”。他通过审视梁启超的“新民说”与新文化运动之间所存在的关联，探索了儒学的“新民”政治传统与《新青年》发皇的“庶民”或者人民政治传统达到一定既相互限制，又相互激发的思想的可能性。复旦大学白钢副教授的报告的主题是“师生辩证法：作为新君主的人民”，讨论了人民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辩证关系。复旦大学吴新文副教授的报告的主题是“再造人民——《新青年》作者群的人民意识”。他指出，现代语境下的“人民”这一词的涵义并不是古已有之，《新青年》的作者们对中国传统的人民看法进行了批判，从而确立了新的人民意识，故“人民”是被他们再造出来的。同济大学韩潮副教授的报告题目为“民彝政治与李大钊的‘时刻’”，这篇报告向我们呈现了作为保守主义者的李大钊是怎样一步步演变为一个激进主义者的。我校吕新雨教授的报告主题是“《新青年》中威尔逊与列宁的交战”。吕教授认为在一战之后，相比威尔逊主义，列宁主义则在东方被得到普遍接受，对《新青年》群体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 在六位学者相继报告完毕之后，干春松教授对六位学者的观点进行了点评。随后，在讨论环节，唐文明教授对丁耘教授所主张的《新青年》与梁启超的“断裂后的连续”的说法提出了质疑。他认为丁耘教授的结论涉及到了方法论上的失误。唐文明教授认为我们在解释中国近现代史的时候，与其把儒家看作是一个中国革命的积极动因，毋宁把它视作是一种批判性的资源比较好。甘阳教授在评论罗岗教授的报告时指出，从中国的角度上说，中国的二十世纪应该从1895年，即甲午年开始算起。
大会的第五个板块是“《新青年》与文学”，由纽约大学张旭东教授主持。复旦大学倪伟副教授的报告题目是“钱玄同与《新青年》”。他的报告试图描摹钱玄同在投身《新青年》阵营时期的思想演变轨迹，进而去理解和把握导致其思想发生过山车式剧烈变化的种种原因。中山大学陈慧讲师的报告题目为“再造正统——审视‘文学革命’前后的 ‘文章正统论’。她首先考察了“文章正统论”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来历于内涵，进而论述了其在受到新文化运动的冲击之下，中国的三大派古文正统派所做的反应与调适。最后又论述了新文化运动是如何将古文派的正统论彻底瓦解的——即新文化运动通过方法论的建设与理论内涵的建设，新文化运动是如何再造正统的。中山大学崔问津讲师的报告题目是“启蒙主义与生命政治——新文化运动时期的鲁迅”。她指出，以启蒙为框架来讨论鲁迅的思想，即使是纳入鲁迅反启蒙的一面，也还不足以让我们充分理解思想的本质，要真正把握鲁迅思想的根基，我们需要借助于另外一个关于现代性的话语，就是生命政治。上海大学朱羽讲师报告的题目是“文学的“溢出”及其“政治”——重审《狂人日记》与《新青年》的礼教批判之关系及其他”，他指出作为“文学”的《狂人日记》建构出全新的“吃人”，撕开了已有整全的意义世界，却同时也付出了沉陷于寓言状态的代价。我校朱康讲师报告的题目为“‘Natur的话’与‘人们的话’——《新青年》中的鲁迅文学”。他指出，在《新青年》中，鲁迅有两个笔名，一个是“唐俟”，“唐俟”与“鲁迅”的对话在根本上是自然与人的对话。在《新青年》的同人一直在讨论的古今（新旧）东西的时空关系中，鲁迅增加了自然与人的维度。随后，罗岗教授对五位发言人的报告进行了一一评论。
大会的最后一个环节是圆桌讨论，重庆大学李广益讲师、唐文明教授、张旭东教授、王绍光教授、吴飞教授、重庆大学李放春副教授、张祥龙教授等学者先后发言。他们的讨论气氛热烈，洞见迭出。圆桌会议结束之后，作为大会执行主席之一的甘阳教授作了一个总结发言，他认为未来中国的复兴，乃是中国文明最基本核心价值观念的复兴。现代中国的正当性与传统中国的正当性之间虽有张力，但亦非互相排斥。而儒家核心价值观念的全面复兴只有放置在作为政治、社会、文化的现代国家的建立这一背景之下才是可能的。
本次会议是我所承办的一次重要会议，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山大学、山东大学、纽约大学、同济大学、重庆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大学等高校的三十余位不同专业背景专家出席。通过跨学科之间的讨论和互动，无疑有益于从不同的侧面更好的讨论《新青年》与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意义。
会议的开幕式由我校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杨国荣教授主持，中国文化论坛的理事长李学军女士介绍了中国文化论坛的宗旨，大会执行主席之一、我校党委书记、哲学系教授童世骏致辞。童世骏教授与杨国荣教授均强调我们今天重读《新青年》，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并预祝本次会议能够圆满成功。
围绕着“重读《新青年》”，本次会议有五大板块。它们的主题分别为“《新青年》的时代”、“孔子问题反思”、“家庭问题反思”、“‘人民问题’”、“《新青年》与文学”。
“《新青年》的时代”这一板块由北京大学朱苏力教授主持。在这一板块中，我校杨国强教授探讨了“《新青年》时代中国的社会问题和思想问题”，我校陈卫平教授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激进反传统的观点进行了商榷。山东大学张祥龙教授对二位专家的观点进行了评论，他抛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即为什么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是如此的激进，应对西方的挑战是如此的激烈，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随后，各位学者进行了讨论。
“孔子问题反思”这一板块由中山大学甘阳教授主持。北京大学杨立华教授报告的主题是“文学革命与儒学的可能性问题”，北京大学干春松教授在报告中讨论了康有为的《共和平议》和陈独秀的《驳康有为<共和评议>》中反应出的《新青年》的整体之争，清华大学唐文明教授通过对陈寅恪悼念王国维的诗文的考察讨论了儒教人伦思想中的自由观，认为只有站在伦理自由的意义上，才能理解陈寅恪对王国维的刻画。随后，复旦大学的丁耘教授对以上三位学者的观点进行了精彩的评议。
“家庭问题反思”这一板块由清华大学陈来教授主持。张祥龙教授通过对“家庭和孝道是否与人性相关”这一问题对新文化运动代表的反家思潮进行了深入批评。朱苏力教授的报告主题为“作为宪制的‘齐家’”。他的分析展现了“齐家”作为最底层的社会组织和基层社会治理的必要性，以及它相对于“治国”在诸多特殊性。北京大学吴飞教授在报告中讨论了“近世人伦批判的三条线索与母系论问题”，重点对流行于中国学界的“母系论”问题进行了批判。清华大学赵晓力副教授将鲁迅的《孤独者》与《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进行对勘，发现鲁迅并不是设置一个反面的父亲的形象去批判，并不是像一些西方文学中所谓弑父的主题，而指向了一种精神上的自我审查。中国人民大学陈壁生副教授的报告通过对《孝经》文本涵义的历史梳理对五四时期的“非孝”思潮进行了反思。随后，我校陈赟教授对五位发言人的观点进行了评论。
“‘人民’的问题”这一板块由香港中文大学王绍光教授主持。我校罗岗教授的报告考察了霸权更迭、俄国革命与《新青年》时代“庶民”的意涵。复旦大学丁耘教授的报告的主题是 “‘新民’与‘庶民’——新文化运动的梁启超问题”。他通过审视梁启超的“新民说”与新文化运动之间所存在的关联，探索了儒学的“新民”政治传统与《新青年》发皇的“庶民”或者人民政治传统达到一定既相互限制，又相互激发的思想的可能性。复旦大学白钢副教授的报告的主题是“师生辩证法：作为新君主的人民”，讨论了人民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辩证关系。复旦大学吴新文副教授的报告的主题是“再造人民——《新青年》作者群的人民意识”。他指出，现代语境下的“人民”这一词的涵义并不是古已有之，《新青年》的作者们对中国传统的人民看法进行了批判，从而确立了新的人民意识，故“人民”是被他们再造出来的。同济大学韩潮副教授的报告题目为“民彝政治与李大钊的‘时刻’”，这篇报告向我们呈现了作为保守主义者的李大钊是怎样一步步演变为一个激进主义者的。我校吕新雨教授的报告主题是“《新青年》中威尔逊与列宁的交战”。吕教授认为在一战之后，相比威尔逊主义，列宁主义则在东方被得到普遍接受，对《新青年》群体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 在六位学者相继报告完毕之后，干春松教授对六位学者的观点进行了点评。随后，在讨论环节，唐文明教授对丁耘教授所主张的《新青年》与梁启超的“断裂后的连续”的说法提出了质疑。他认为丁耘教授的结论涉及到了方法论上的失误。唐文明教授认为我们在解释中国近现代史的时候，与其把儒家看作是一个中国革命的积极动因，毋宁把它视作是一种批判性的资源比较好。甘阳教授在评论罗岗教授的报告时指出，从中国的角度上说，中国的二十世纪应该从1895年，即甲午年开始算起。
大会的第五个板块是“《新青年》与文学”，由纽约大学张旭东教授主持。复旦大学倪伟副教授的报告题目是“钱玄同与《新青年》”。他的报告试图描摹钱玄同在投身《新青年》阵营时期的思想演变轨迹，进而去理解和把握导致其思想发生过山车式剧烈变化的种种原因。中山大学陈慧讲师的报告题目为“再造正统——审视‘文学革命’前后的 ‘文章正统论’。她首先考察了“文章正统论”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来历于内涵，进而论述了其在受到新文化运动的冲击之下，中国的三大派古文正统派所做的反应与调适。最后又论述了新文化运动是如何将古文派的正统论彻底瓦解的——即新文化运动通过方法论的建设与理论内涵的建设，新文化运动是如何再造正统的。中山大学崔问津讲师的报告题目是“启蒙主义与生命政治——新文化运动时期的鲁迅”。她指出，以启蒙为框架来讨论鲁迅的思想，即使是纳入鲁迅反启蒙的一面，也还不足以让我们充分理解思想的本质，要真正把握鲁迅思想的根基，我们需要借助于另外一个关于现代性的话语，就是生命政治。上海大学朱羽讲师报告的题目是“文学的“溢出”及其“政治”——重审《狂人日记》与《新青年》的礼教批判之关系及其他”，他指出作为“文学”的《狂人日记》建构出全新的“吃人”，撕开了已有整全的意义世界，却同时也付出了沉陷于寓言状态的代价。我校朱康讲师报告的题目为“‘Natur的话’与‘人们的话’——《新青年》中的鲁迅文学”。他指出，在《新青年》中，鲁迅有两个笔名，一个是“唐俟”，“唐俟”与“鲁迅”的对话在根本上是自然与人的对话。在《新青年》的同人一直在讨论的古今（新旧）东西的时空关系中，鲁迅增加了自然与人的维度。随后，罗岗教授对五位发言人的报告进行了一一评论。
大会的最后一个环节是圆桌讨论，重庆大学李广益讲师、唐文明教授、张旭东教授、王绍光教授、吴飞教授、重庆大学李放春副教授、张祥龙教授等学者先后发言。他们的讨论气氛热烈，洞见迭出。圆桌会议结束之后，作为大会执行主席之一的甘阳教授作了一个总结发言，他认为未来中国的复兴，乃是中国文明最基本核心价值观念的复兴。现代中国的正当性与传统中国的正当性之间虽有张力，但亦非互相排斥。而儒家核心价值观念的全面复兴只有放置在作为政治、社会、文化的现代国家的建立这一背景之下才是可能的。
本次会议是我所承办的一次重要会议，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山大学、山东大学、纽约大学、同济大学、重庆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大学等高校的三十余位不同专业背景专家出席。通过跨学科之间的讨论和互动，无疑有益于从不同的侧面更好的讨论《新青年》与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