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0月16日中午，华东师范大学思勉午餐沙龙第83讲及思勉2015年校庆报告在闵行校区人文楼5303学术报告厅举行，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青年研究员张春田，做了题为“‘第二维新之声’——《新青年》中的文化、政治与‘启蒙’”的学术报告。
他首先分析了《新青年》的创造性。尽管它的出现有一些偶然因素，但对杂志的受众和使命的自觉，的确是陈独秀等在新的历史状况下一种有意的实践。这种实践既是在回应民国建立后的乱局及共和的蜕变，更普遍地，是在反思和总结晚清以来各种竞争性的救国方案的困境，进而寻找新的可能性。相较于晚清民初一般的政论杂志，《新青年》的自我理解已经不是简单地要成为一本“政论杂志”，或者说，《新青年》所理解和和期待的“政论”乃至“政治”本身已经与晚清以后流行的“政论”乃至“政治”本身有了一些差异。
张老师进而分析了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对于政治的理解以及讨论和介入政治的方式发生了一种转变。《新青年》把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乃至语言文字本身都作为了具有“政治性”的问题纳入自己的话语系统，或者说从它们与政治变革的内在关系上来处理这些问题。同时，《新青年》在启蒙的主客体关系、启蒙与革命的关系上，都是持一种更为彻底和激进的姿态，已经把“启蒙”牢牢安置在了“自觉”的根基之上。《新青年》代表了五四前后文化场域的结构转型以及文化领导权的转移。
本次报告在新的层面上，不仅回应了关于“五四”启蒙和救亡的经典辩论，而且提出重新激活“五四”的正当性问题。中文系和思勉高研院的一些青年教师和研究生参加了沙龙，并围绕相关问题展开了讨论。
他首先分析了《新青年》的创造性。尽管它的出现有一些偶然因素，但对杂志的受众和使命的自觉，的确是陈独秀等在新的历史状况下一种有意的实践。这种实践既是在回应民国建立后的乱局及共和的蜕变，更普遍地，是在反思和总结晚清以来各种竞争性的救国方案的困境，进而寻找新的可能性。相较于晚清民初一般的政论杂志，《新青年》的自我理解已经不是简单地要成为一本“政论杂志”，或者说，《新青年》所理解和和期待的“政论”乃至“政治”本身已经与晚清以后流行的“政论”乃至“政治”本身有了一些差异。
张老师进而分析了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对于政治的理解以及讨论和介入政治的方式发生了一种转变。《新青年》把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乃至语言文字本身都作为了具有“政治性”的问题纳入自己的话语系统，或者说从它们与政治变革的内在关系上来处理这些问题。同时，《新青年》在启蒙的主客体关系、启蒙与革命的关系上，都是持一种更为彻底和激进的姿态，已经把“启蒙”牢牢安置在了“自觉”的根基之上。《新青年》代表了五四前后文化场域的结构转型以及文化领导权的转移。
本次报告在新的层面上，不仅回应了关于“五四”启蒙和救亡的经典辩论，而且提出重新激活“五四”的正当性问题。中文系和思勉高研院的一些青年教师和研究生参加了沙龙，并围绕相关问题展开了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