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2月22日，日本千叶大学蔡孟翰副教授，在华东师范大学闵行校区人文楼一楼人文学术沙龙面向全校师生，作了题为“反思东亚现代政治与宏大叙事”的思勉人文讲座演。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刘擎教授担任本次讲座的主持人，历史系许纪霖教授、哲学系葛四友副教授、政治学系周保巍副教授、邱立波副教授等学者参与了本次讲座，全校四十多位同学聆听蔡教授的讲演。
在讲座开始之前，刘擎教授介绍了蔡教授的个人简历，着重强调他的学术之路途遍及四海，蔡教授有着开阔的视野开阔与广博的学问。他的学术研究集中在东西政治思想史、国际政治和东亚历史，也正因此，这次为期四天的学术访问以“东亚历史与现代政治”为主题。
讲座伊始，蔡孟翰副教授以清华大学两位学者各自的一条日常言论为线索，指出在他们的论述背后实际隐藏着一个有关中国和现代性的宏大思维。随后他又举例，2000年普林斯顿大学有教授提问，随着中国的崛起，欧洲的过去会否成为东亚的现代或未来，即东亚进入到一种非常紧张的国际关系？蔡教授提示大家需要注意的是，这位教授为什么产生这样的推论？他的论证逻辑在于，东亚原本并没有民族国家，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方采用十九世纪兴盛于欧洲的民族国家体制，因此未来的东亚很可能会如19世纪的欧洲那样，呈现出列国关系紧张的局面。简单概括一下这位普林斯顿教授的推论，即东亚从前现代进入现代民族国家，这种结构性的转换会导致某种必然的问题。蔡教授指出，在这种结构性分析的背后，实际上仍是一种宏大叙述在发挥作用。
上述三个事例背后的宏大叙事，即为Liberal Modernity（自由主义现代性）。它成形于19世纪初，在20世纪末开始遭受一系列重大反思与批驳，此间的百年时间一直居于对现代历史解释的核心地位，辉格史观是其代表。中国五四以来盛行的反传统的宏大叙事正是这一Liberal Modernity。
接下来蔡教授将论题转入对这一宏大叙事的检讨之中。以英国为例，大不列颠的崛起是否真的全如辉格史观所叙述的那样，是自由贸易助成了其经济崛起？如果回顾当时的英国史，我们将发现当时英国的关税实际上是很高的，历史实际过程并非如这套叙事所描述的那样。蔡教授又以当今美国虽享民主之果、但起初国父的建国理念却重法治而轻民主为例，指出在19世纪前，民主在西方崛起过程中未成要因，并非如这套宏大叙事所刻意凸显的那样：民主决定性地促成了崛起。正因如此，20世纪末以来，这套史观在西方已经有所减弱。但是，在东亚却并未真正地受到挑战。由此，蔡教授将论述的重心重新拉回中国与东亚，开始了本场讲演的主体。
在18世纪中也之前，西方世界对中国有着极好的印象，普遍将中国视作超越西方的存在，在政治上更是认为中国已经拥有了西方所想要的“现代国家（Modern State）”。从莱布尼兹到康德的一系列思想家，都是在这一脉路上思考欧洲和中国。当时中国的“闭关锁国”，恰恰正是因为中国已经有了明确的国家概念或国家界限的结果。在康德看来，这是现代国家的特质、国家理性的结果。康德在《永久和评论》中设想了永久和平的世界大同的局面，正是得益于闭关锁国的政策，东亚历史上较少战争，呈现出很强的“永久和平”的特质。尽管康德并不认同当时中国的政治模式和存在，却又不得不以中国作为思考的重要资源或对手。整个情况在1750年发生了转变，自此之后，西方对东亚的评价越来越低。Liberal Modernity叙事正是在此后的这段时间内，随着西方的崛起而成为世界主流话语。这套叙事重述了此前所有西方对中国的认知和判断。
蔡教授在论述中提及了余英时先生，赞誉余先生学问的功力很深，但唯一遗憾的是他至高只做中层的处理，即只是在这套宏大叙事之下进行工作，却不触及对百年来中国所接受的这套话语的反思。在这一点上，葛兆光教授的一系列有关“现代中国”的论述，正是在与此宏大叙事的对话。
放在整个东亚的背景下，与余先生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日本政治思想家丸山真男在《日本政治思想史》所表现出的，处理宏大叙事与中层、微观层面问题的“三管齐下”的广阔而深入的处理能力。此书因此而颇显伟大。丸山真男在此书中站在时代之极前沿，思考为何中国无法走出现代化之路、而日本的现代性却可以从其传统内生而出等一些列重大问题。丸山真男所思考的这些问题，日后都成为了东西方面临或热议的重大问题，可谓独领全球之风骚。结合丸山真男的例子，蔡教授总结道，如果对宏大叙事无所理解和把握，那么就很难有更大的成就，所作只是在现在的体系下完善资料罢了。而丸山真男提出的宏大叙事，几十年以来，在中层和微观的层面上没有被推翻，而只是被修正。
随后，蔡教授讲到了伊能忠敬。蔡教授因为出游的缘故而偶然间踏入了他的故居，由此对这位日本测绘家产生了解。伊能忠敬强调精准的科学知识，出于“安天下”的目的而亲自丈量日本全境。但在蔡教授寻访其故居的过程中，却发现伊能忠敬的阅读书目几乎全部是荻生徂徕这一派的儒学著作，这一点让蔡教授颇感震惊。日本儒学与现代性存在着这样深刻的关联，这一点，早在丸山真男的《日本政治思想史》中就因丸氏之深邃洞见而有所论述。
在讲座的最后，结合当下中国学术界对这一现代性宏大叙述的理解与批判状况，蔡教授对秦晖教授、萧公权教授近年来的工作作了客观而公允的评论。
随后，主持人刘擎教授鉴于讲座的难度，为了帮助在座的同学加深对蔡教授讲演的理解，将蔡教授的论述概括为三个面向。第一是ground narrative，即一个占主导地位的宏大叙事，既在帮助也在误导我们。在此叙事成为主流之前，中国是作为具有启发性的“现代国家”的模态而存在的。第二是好的学者要在此层面上工作，要对所处的宏大叙事有所自觉。第三是哪个宏大叙事更有说服力，是可以在中管和微观层面进行验证的，它们是可以通约的。
在之后的提问环节当中，葛四友老师就不同宏大叙事的通约性问题与蔡教授展开交流，周保巍老师则就蔡教授在论述中提及的、亚当斯密和休谟对中国的论述，提出了更为精确的看法，并对辉格史观与西方崛起到底孰先孰后的问题与蔡教授展开交流。
整场讲座持续两个半小时，蔡教授讲演涉及的知识涵盖极广，从有关西方崛起的政治经济学、西方近代史，乃至近代西方的哲学，到东亚近代史，及至阳明理学、日本儒学，洋洋洒洒，蔚然大观，带给听众很大的思想启发和刺激。
最后，讲座在全场师生的热烈掌声中圆满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