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5月26日，在华东师范大学人文楼5303学术报告厅，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台湾大学历史系、台湾师大历史系兼职教授黄克武先生做客思勉人文讲座，畅谈“近代中国男性世界中的谐谑、情欲与身体”。讲座由华东师大历史系许纪霖教授主持与点评，现场座无虚席，气氛热烈。
据悉，此次讲座为思勉人文讲座第300讲，高研院特制小镜框讲座海报，由高研院研究员张济顺教授赠送黄克武先生，以兹纪念。
黄老师以往多专注于思想史研究，此次的讲座主题则给人以耳目一新的观感。讲座伊始，黄老师便颇为不同寻常地从地中海猕猴在公共场域的性行为出发，言及群居性哺乳动物的性行为，并进而谈到人类在文明演化过程中对于性的隐匿，从而开启了本次讲座关于谐谑、情欲与身体的多重论述。
黄老师提到，孔夫子有所谓“食色性也”的看法。不过，我们可以对“食物”畅所欲言，但却往往将“性”隐匿起来，以维护文明的尊严。在宋明儒学关于“天理”与“人欲”的二元论述中，“人欲”往往受缚于“天理”，并透过礼教的途径得以在现实中实践。因而，若就性隐匿背后的因素而言，其实可以说得上是生理设计与文化演变的人为结果。
不过，颇为有趣的现象在于，在将“性”隐匿起来之后，重新将性事公开，则又吊轨地成为了人类享受的途径。历史上包括“天体营”，以及不少的艳情书籍，都可谓是这种悖论的体现。
黄老师举其熟悉的台湾社会而言，一方面，法律对于相关行为严格约制，通奸罪、妨害风化罪、“儿童及少年性交防治条例”等都表明台湾的情欲议题，仍然充斥着法律的禁区。另一方面，台湾社会也同时出现了一些争取情欲话语的组织和行动。这些颇为争议的主题，刺激着黄老师去寻求其中的迷津，逐渐由现实的一般关怀走到对于相关历史议题的关注。
由此出发，黄老师试图去回应的问题，其实广泛存在于现实境遇中，但同时又深深植根于中国文化的深层历史之中。黄老师试图追问的是，晚明到民初近三百年的时段内，何以中国文化会逐渐走向对于情欲的政治管制？何以晚明汹涌蓬勃的情欲写作会在此后的历史中逐渐烟消云散，甚至于中国人在近代会出现“性恐惧”的情况？
当然，关于这些问题已有不少的学术研究，但相关的视角往往从当前学界火热的女性史出发进行探讨，而黄老师则独辟蹊径，从男性史（history of man as man）的角度进行分析。在他看来，明清谐谑书刊与艳情小说其实主要反映的是男性中心的社会中，男性精英分子所塑造出来的对身体、情欲与两性关系的看法。特别是在晚明社会，这些看法称得上男性心灵上的“狂欢节”，是对儒家礼教的冲击和嘲讽。
不过，黄老师同时也指出，这些看似光怪陆离的举动和文字，其实并非全然背离当时的礼教，反而从其深层次的角度来看，维护了既有的男性中心的体制，并由此带来了情欲与礼教、私情与公义之间的撕扯。
晚明的情欲写作是颇为独特的写作高潮，此后中国历史对于情欲、隐私的议题，逐渐表现出不信任的情绪。到了晚清民初，更是在外来的跨国资本主义的冲击下，外来的文化与传统的身体想象和情欲表达处于纠葛之中，呈现出一种折衷的论述，原本的情欲表达也逐渐为“性恐惧”所取代。借着科学的外衣，对于身体和情欲的恐惧与传统的礼教合流，呈现出颇为独特的中国叙事。
黄老师直言他的研究受到史学研究中的“文化转向”，以及性别史、情绪史和身体史等声势日大的议题的影响。而且，事实上，他关于本次演讲主题的关注已有三十年之久。众所周知，黄老师师从墨子刻先生从事思想史研究，但同时他告诉我们，在其硕士阶段其实便已在牛津大学从事文化史的研究。这些研究，在近期以《言不亵不笑：近代中国男性世界中的谐谑、情欲与身体》为题集结出版。
与会者就“中国历史中情与欲的区别”、“建国后的公私领域”等一些问题向黄老师提问，黄老师一一解答。最后，本次讲座在颇为独特而浓烈的氛围中落下帷幕。
据悉，此次讲座为思勉人文讲座第300讲，高研院特制小镜框讲座海报，由高研院研究员张济顺教授赠送黄克武先生，以兹纪念。
黄老师以往多专注于思想史研究，此次的讲座主题则给人以耳目一新的观感。讲座伊始，黄老师便颇为不同寻常地从地中海猕猴在公共场域的性行为出发，言及群居性哺乳动物的性行为，并进而谈到人类在文明演化过程中对于性的隐匿，从而开启了本次讲座关于谐谑、情欲与身体的多重论述。
黄老师提到，孔夫子有所谓“食色性也”的看法。不过，我们可以对“食物”畅所欲言，但却往往将“性”隐匿起来，以维护文明的尊严。在宋明儒学关于“天理”与“人欲”的二元论述中，“人欲”往往受缚于“天理”，并透过礼教的途径得以在现实中实践。因而，若就性隐匿背后的因素而言，其实可以说得上是生理设计与文化演变的人为结果。
不过，颇为有趣的现象在于，在将“性”隐匿起来之后，重新将性事公开，则又吊轨地成为了人类享受的途径。历史上包括“天体营”，以及不少的艳情书籍，都可谓是这种悖论的体现。
黄老师举其熟悉的台湾社会而言，一方面，法律对于相关行为严格约制，通奸罪、妨害风化罪、“儿童及少年性交防治条例”等都表明台湾的情欲议题，仍然充斥着法律的禁区。另一方面，台湾社会也同时出现了一些争取情欲话语的组织和行动。这些颇为争议的主题，刺激着黄老师去寻求其中的迷津，逐渐由现实的一般关怀走到对于相关历史议题的关注。
由此出发，黄老师试图去回应的问题，其实广泛存在于现实境遇中，但同时又深深植根于中国文化的深层历史之中。黄老师试图追问的是，晚明到民初近三百年的时段内，何以中国文化会逐渐走向对于情欲的政治管制？何以晚明汹涌蓬勃的情欲写作会在此后的历史中逐渐烟消云散，甚至于中国人在近代会出现“性恐惧”的情况？
当然，关于这些问题已有不少的学术研究，但相关的视角往往从当前学界火热的女性史出发进行探讨，而黄老师则独辟蹊径，从男性史（history of man as man）的角度进行分析。在他看来，明清谐谑书刊与艳情小说其实主要反映的是男性中心的社会中，男性精英分子所塑造出来的对身体、情欲与两性关系的看法。特别是在晚明社会，这些看法称得上男性心灵上的“狂欢节”，是对儒家礼教的冲击和嘲讽。
不过，黄老师同时也指出，这些看似光怪陆离的举动和文字，其实并非全然背离当时的礼教，反而从其深层次的角度来看，维护了既有的男性中心的体制，并由此带来了情欲与礼教、私情与公义之间的撕扯。
晚明的情欲写作是颇为独特的写作高潮，此后中国历史对于情欲、隐私的议题，逐渐表现出不信任的情绪。到了晚清民初，更是在外来的跨国资本主义的冲击下，外来的文化与传统的身体想象和情欲表达处于纠葛之中，呈现出一种折衷的论述，原本的情欲表达也逐渐为“性恐惧”所取代。借着科学的外衣，对于身体和情欲的恐惧与传统的礼教合流，呈现出颇为独特的中国叙事。
黄老师直言他的研究受到史学研究中的“文化转向”，以及性别史、情绪史和身体史等声势日大的议题的影响。而且，事实上，他关于本次演讲主题的关注已有三十年之久。众所周知，黄老师师从墨子刻先生从事思想史研究，但同时他告诉我们，在其硕士阶段其实便已在牛津大学从事文化史的研究。这些研究，在近期以《言不亵不笑：近代中国男性世界中的谐谑、情欲与身体》为题集结出版。
与会者就“中国历史中情与欲的区别”、“建国后的公私领域”等一些问题向黄老师提问，黄老师一一解答。最后，本次讲座在颇为独特而浓烈的氛围中落下帷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