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6月20日下午，“思勉人文讲座”第307讲如期举行。讲演者为北京师范大学古籍与传统文化研究院院长张荣强教授，由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牟发松教授主持。张教授以“中国古代书写载体的演变与基层统治重心的上移”为题，给与会者带来了一场精彩的学术报告。
张荣强教授的报告主要分为五个部分：简•纸演变与“简”“牍”之别；战国时期的户版；汉代乡户籍是否为“户版”；纸本户籍中的籍贯书式；中国古代基层统治重心的上移。
首先，张教授介绍了“简”与“纸”的渊源流变及其在不同历史阶段中的运用，指出“纸”逐渐取代“简”的内在优势在于轻便、体积小。就“简”、“牍”之别，张教授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旁征博引，提出了很多新的意见，他除了指出二者在材质、形制上的较大差别外，特别强调竹简一般窄而薄，编联成册，木牍较竹简宽且厚，一牍一事，木牍作为文件通常不编联，还指出在文书制度、官僚制度尚不成熟的情况下，牍使用的场合可能较后世更广泛。
在解释了文书载体的基本形式之后，张教授开始梳理中国古代户籍制度书写载体。张教授将传世文献中对战国户籍载体——“版”的形制进行了梳理，认为“版”不连编，大多指木牍；又以出土木牍为例，分析了木牍户籍书写模式，重新解读了户籍记载对象。
在解释战国“版”之所指时，张教授就《周礼•天官•宫伯》汉人注“今时乡户籍谓之户版”。展开了辨析，即汉代乡户籍究竟是否为“户版”的问题。张教授认为汉代称乡户籍为户版，不过是沿用战国以来旧称，其书写载体实际上多为连编之册，即简牍。同时也指出汉代的户籍正本在乡，副本呈县，也就是战国至汉时期保存户版正本的机构是乡，县里不过掌握副本以备案，有问题时作为监察、勘核之用。因而乡“户版”的内容只写“里”，而不具乡、县，乡的户版正本是工作本，借以实施赋税、治安等治理。
介绍完户籍制度的木牍、简牍载体之后，张教授又介绍了户籍纸本载体及其籍贯书写模式。张教授指出纸本作为户籍载体要等到两晋之际，纸本因书写空间大、整体性强等优点，遂渐取简牍而代之。随着书写载体的变革，东晋南朝的造籍制度发生变化。原来那种籍贯只注明里的做法显然已不合要求。为了准确判定民户的身分，所以户主的籍贯必须写明其所在的州、郡、县乃至乡、里。进而指出秦汉以及沿承而来的走马楼吴简户籍中户主籍贯仅标明里名的做法，是由当时的书写载体以及相应的造籍制度决定的。
最后，在上述户籍制度载体演变的论证基础上，张教授提出了中国古代基层统治重心上移的核心观点。张教授通过乡吏秩次与吏员数量、乡吏职能变化的对比分析，揭示了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乡”职能的弱化、机构的萎缩乃至撤销。张教授认为随着书写载体的演变，中国古代户籍的编造、保存与监督方式也发生了一系列变化。要言之，从秦汉到隋唐户籍正本的掌管经历了由乡到县的转变，乡的职能被收归到县。这一转变是统治者因应技术进步，逐步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对民众监督的结果；但同时也为宋代之后出现所谓“皇权不下县”埋下了伏笔。
报告结束后，牟发松教授对整场报告作了扼要的梳理，认为张荣强教授报告分为三个层面，即书写载体的变化、户籍制度的演变、以及统治重心的上移。其中的许多观点如竹简时代户籍书写模式到里为止而纸本时代则细至州县乡里意味着中央对地方控制力的加强，户籍制作由乡转向县意味着权力上移到县，唐时户籍的制作是县里官员带着原始资料到州里制作，亦即直接接受州的监督，以及户版正本、副本所在的变迁，皆是发前人所未发，创新十分显著。讲座从一个特定的侧面，一个以往研究者从未注意的角度，生动、实证地反映了中国古代政治权力由地方集中到中央的过程。同时牟发松教授特别提出还应当注意户籍书写载体与统治权上移关系中的互动性，特别是户籍本身的内容真实性等问题。在座的教师、研究生也提出了自己的疑问，与张荣强教授进行了有益的探讨与交流。
张荣强教授的报告主要分为五个部分：简•纸演变与“简”“牍”之别；战国时期的户版；汉代乡户籍是否为“户版”；纸本户籍中的籍贯书式；中国古代基层统治重心的上移。
首先，张教授介绍了“简”与“纸”的渊源流变及其在不同历史阶段中的运用，指出“纸”逐渐取代“简”的内在优势在于轻便、体积小。就“简”、“牍”之别，张教授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旁征博引，提出了很多新的意见，他除了指出二者在材质、形制上的较大差别外，特别强调竹简一般窄而薄，编联成册，木牍较竹简宽且厚，一牍一事，木牍作为文件通常不编联，还指出在文书制度、官僚制度尚不成熟的情况下，牍使用的场合可能较后世更广泛。
在解释了文书载体的基本形式之后，张教授开始梳理中国古代户籍制度书写载体。张教授将传世文献中对战国户籍载体——“版”的形制进行了梳理，认为“版”不连编，大多指木牍；又以出土木牍为例，分析了木牍户籍书写模式，重新解读了户籍记载对象。
在解释战国“版”之所指时，张教授就《周礼•天官•宫伯》汉人注“今时乡户籍谓之户版”。展开了辨析，即汉代乡户籍究竟是否为“户版”的问题。张教授认为汉代称乡户籍为户版，不过是沿用战国以来旧称，其书写载体实际上多为连编之册，即简牍。同时也指出汉代的户籍正本在乡，副本呈县，也就是战国至汉时期保存户版正本的机构是乡，县里不过掌握副本以备案，有问题时作为监察、勘核之用。因而乡“户版”的内容只写“里”，而不具乡、县，乡的户版正本是工作本，借以实施赋税、治安等治理。
介绍完户籍制度的木牍、简牍载体之后，张教授又介绍了户籍纸本载体及其籍贯书写模式。张教授指出纸本作为户籍载体要等到两晋之际，纸本因书写空间大、整体性强等优点，遂渐取简牍而代之。随着书写载体的变革，东晋南朝的造籍制度发生变化。原来那种籍贯只注明里的做法显然已不合要求。为了准确判定民户的身分，所以户主的籍贯必须写明其所在的州、郡、县乃至乡、里。进而指出秦汉以及沿承而来的走马楼吴简户籍中户主籍贯仅标明里名的做法，是由当时的书写载体以及相应的造籍制度决定的。
最后，在上述户籍制度载体演变的论证基础上，张教授提出了中国古代基层统治重心上移的核心观点。张教授通过乡吏秩次与吏员数量、乡吏职能变化的对比分析，揭示了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乡”职能的弱化、机构的萎缩乃至撤销。张教授认为随着书写载体的演变，中国古代户籍的编造、保存与监督方式也发生了一系列变化。要言之，从秦汉到隋唐户籍正本的掌管经历了由乡到县的转变，乡的职能被收归到县。这一转变是统治者因应技术进步，逐步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对民众监督的结果；但同时也为宋代之后出现所谓“皇权不下县”埋下了伏笔。
报告结束后，牟发松教授对整场报告作了扼要的梳理，认为张荣强教授报告分为三个层面，即书写载体的变化、户籍制度的演变、以及统治重心的上移。其中的许多观点如竹简时代户籍书写模式到里为止而纸本时代则细至州县乡里意味着中央对地方控制力的加强，户籍制作由乡转向县意味着权力上移到县，唐时户籍的制作是县里官员带着原始资料到州里制作，亦即直接接受州的监督，以及户版正本、副本所在的变迁，皆是发前人所未发，创新十分显著。讲座从一个特定的侧面，一个以往研究者从未注意的角度，生动、实证地反映了中国古代政治权力由地方集中到中央的过程。同时牟发松教授特别提出还应当注意户籍书写载体与统治权上移关系中的互动性，特别是户籍本身的内容真实性等问题。在座的教师、研究生也提出了自己的疑问，与张荣强教授进行了有益的探讨与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