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6月21日中午，来自上海纽约大学全球亚洲中心的博士后温爽做客思勉午餐沙龙，主讲了“从满洲到埃及——20世纪初大豆的全球商品流通”，之后在场老师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沙龙由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孟钟捷老师主持，朱明老师点评，参加的老师有沐涛、王进锋、肖琦、赵晋等，还有来自上海纽约大学全球亚洲中心的博士后曹寅。
温爽老师硕士毕业于开罗美国大学中东问题研究，博士毕业于美国乔治敦大学中东历史专业，曾在埃及、叙利亚学习阿拉伯语和查找档案文献。她目前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任职，并在上海纽约大学全球亚洲研究中心做博士后。在这次午餐沙龙中，她主要讲述了大豆在满洲和埃及之间的物种流动，并涉及到大豆在埃及种植背后的英国、日本的帝国商业网络。首先，她讲述了埃及传统的棉花种植，以及大豆种植在埃及的发展。接着讲述了1910年前后出现的重大变迁，即由日本三井集团运输的大豆通过苏伊士运河的数量达到最大，这时期由英国倡导，在埃及南部开始普遍种植起大豆，取代了棉花，成为埃及的主要种植作物。但是，这种作物一般用于榨油，而非食用。因此，过去由日本公司在满洲种植大豆，现在这种物种被移植到了埃及，从这种转变中，温爽博士给予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接下来，朱明老师做了简短的评述。他指出当前跨区域史的研究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民族国家的界限被超越后，研究者们开始关注全球流动着的物种、商品、人员、思想等。近年哈佛大学历史系的Sven Beckert的《棉花帝国》和华威大学Giorgio Riello的《棉花：成就现代世界的纺织品》就体现出了这种趋势。而且，过去注重的是美洲作物在地理大发现之后对旧大陆的影响，而现在关注的更多是亚洲内部（intra-Asia）的交换和流动。
沐涛老师介绍了非洲与中国之间的物种流动。他指出非洲对中国的物种影响也比较大，高粱即是其中一例。而且，他指出大豆对美国和拉美的影响更大，这些地方的大豆产量位居世界前列，可见旧大陆往新大陆的物种影响也比较大。接下来，他对该研究的档案资料、国外研究情况，大豆对埃及和南美影响的比较，以及大豆种植在埃及的衰落原因，与温爽做了探讨。
王进锋老师指出陆上的交通对满洲大豆与西方世界流动应该亦有一定影响。而且，埃及种植大豆作物以前，是否曾经有过大豆种植，尤其是非洲其他地区的大豆种植，是否也影响过埃及，这些都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最后，他提出了全球史研究方法的限度的问题。
赵晋老师提出了学术史规范的问题，他指出物种流动的研究可以有经济史和社会史两种写法，而且分别有不同的侧重点，前者要求有大量数据佐证，后者需要关注社会成员对该物种的接受情况。
孟钟捷老师探讨了全球史研究和物种流动研究的方法论。他提到爪哇糖业标准变动以及日本晶糖业改革对整个东亚糖业的影响，而且这些都受到德国工业标准变革的影响。他指出这种研究模式在跨区域文明史研究中的适用性问题，全球流动和连结的视角成为全球史的重要方法。
曹寅博士对以物种流动为主题之一的全球史研究提出了评价，他认为这种研究过于重视殖民宗主国和海关档案，忽视了下层民众（或subalten，庶民）的视角，因此体现了权力话语的操控。他指出应当结合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深入到所研究地区进行口述史等调查，以此凸显出底层民众的视角，以补充上层叙事的不足。而且，第三世界农民、劳工之间的交流也应当是全球史研究的目标，成为全球史研究者的责任。此外，他提到20世纪30年代日本出现了新人运动，社会上普遍要求增强体质以改变亚洲人形象，这是否推动了对大豆的需求，从而对这种大豆的亚洲流动产生了影响，值得进一步探讨。
此外，沙龙的参与者还就棉花和大豆种植的环境生态史影响，非洲的棉花和大豆种植的变迁，以及全球史的研究方法和局限性等问题，做了深入热烈的探讨。
温爽老师硕士毕业于开罗美国大学中东问题研究，博士毕业于美国乔治敦大学中东历史专业，曾在埃及、叙利亚学习阿拉伯语和查找档案文献。她目前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任职，并在上海纽约大学全球亚洲研究中心做博士后。在这次午餐沙龙中，她主要讲述了大豆在满洲和埃及之间的物种流动，并涉及到大豆在埃及种植背后的英国、日本的帝国商业网络。首先，她讲述了埃及传统的棉花种植，以及大豆种植在埃及的发展。接着讲述了1910年前后出现的重大变迁，即由日本三井集团运输的大豆通过苏伊士运河的数量达到最大，这时期由英国倡导，在埃及南部开始普遍种植起大豆，取代了棉花，成为埃及的主要种植作物。但是，这种作物一般用于榨油，而非食用。因此，过去由日本公司在满洲种植大豆，现在这种物种被移植到了埃及，从这种转变中，温爽博士给予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接下来，朱明老师做了简短的评述。他指出当前跨区域史的研究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民族国家的界限被超越后，研究者们开始关注全球流动着的物种、商品、人员、思想等。近年哈佛大学历史系的Sven Beckert的《棉花帝国》和华威大学Giorgio Riello的《棉花：成就现代世界的纺织品》就体现出了这种趋势。而且，过去注重的是美洲作物在地理大发现之后对旧大陆的影响，而现在关注的更多是亚洲内部（intra-Asia）的交换和流动。
沐涛老师介绍了非洲与中国之间的物种流动。他指出非洲对中国的物种影响也比较大，高粱即是其中一例。而且，他指出大豆对美国和拉美的影响更大，这些地方的大豆产量位居世界前列，可见旧大陆往新大陆的物种影响也比较大。接下来，他对该研究的档案资料、国外研究情况，大豆对埃及和南美影响的比较，以及大豆种植在埃及的衰落原因，与温爽做了探讨。
王进锋老师指出陆上的交通对满洲大豆与西方世界流动应该亦有一定影响。而且，埃及种植大豆作物以前，是否曾经有过大豆种植，尤其是非洲其他地区的大豆种植，是否也影响过埃及，这些都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最后，他提出了全球史研究方法的限度的问题。
赵晋老师提出了学术史规范的问题，他指出物种流动的研究可以有经济史和社会史两种写法，而且分别有不同的侧重点，前者要求有大量数据佐证，后者需要关注社会成员对该物种的接受情况。
孟钟捷老师探讨了全球史研究和物种流动研究的方法论。他提到爪哇糖业标准变动以及日本晶糖业改革对整个东亚糖业的影响，而且这些都受到德国工业标准变革的影响。他指出这种研究模式在跨区域文明史研究中的适用性问题，全球流动和连结的视角成为全球史的重要方法。
曹寅博士对以物种流动为主题之一的全球史研究提出了评价，他认为这种研究过于重视殖民宗主国和海关档案，忽视了下层民众（或subalten，庶民）的视角，因此体现了权力话语的操控。他指出应当结合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深入到所研究地区进行口述史等调查，以此凸显出底层民众的视角，以补充上层叙事的不足。而且，第三世界农民、劳工之间的交流也应当是全球史研究的目标，成为全球史研究者的责任。此外，他提到20世纪30年代日本出现了新人运动，社会上普遍要求增强体质以改变亚洲人形象，这是否推动了对大豆的需求，从而对这种大豆的亚洲流动产生了影响，值得进一步探讨。
此外，沙龙的参与者还就棉花和大豆种植的环境生态史影响，非洲的棉花和大豆种植的变迁，以及全球史的研究方法和局限性等问题，做了深入热烈的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