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报》报道我院“思勉清音”“中国抒情传统”再反思活动

发布日期: 2016-09-18   作者: 田林  浏览次数: 12
  不久前,华东师范大学举办了以“中国抒情传统论述再反思”为主题的“思勉清音”青年学者著作讨论活动。徐承的《中国抒情传统学派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讨论了“新儒家”与抒情传统的关系,这是以往没有得到研究的。引入“新儒家”的脉络(比如方东美、徐复观等),有助于我们注意到抒情论述在知识上的另一重源头与指向,“抒情”的提出确实内在于海外中国文学研究的研究者关于“文化中国”的理解。

  华东师范大学张春田老师认为,从知识生产的角度来看,抒情传统论述的兴起和变迁都是与知识背后的20世纪中国一系列文化变动有关,不同的学者尽管在用“抒情传统”的概念,但指向很不一样。近年来关于沈从文的研究也有很多是从抒情角度去分析的。从单纯的抒情性角度分析沈从文,好像他成为了一个置身于革命和启蒙大浪潮之外的作家,执着于建立所谓的“希腊小庙”。他当然是有这一面的。可是沈从文的抒情性也可以从另外一个层面去理解。如果我们把沈从文等同于回到个人的抒情,那就太小看他了。他有抱负要重新建一个更大、另外的一种“道”,或者另外的对社会的整体化想象。他的小说一方面呈现了湘西社会的问题,另一方面又对湘西社会有一个文明重建的冲动。到1940年代,沈从文也是经常谈到“民族再造”的问题。即使到1950年代,他谈到“事功”与“有情”的问题,也并不是一种对立的姿态。他的书信中谈到他参加土改的很多见闻,以及打算写作的主题,可见沈从文从内心来说也希望重新开拓一个新的文学写作的空间,联系着怎么重建一个新的社会、新的人伦关系。所以“有情”是一种广博的“有情”,有它的历史承担和伦理承担。

  抒情传统作为一个话语,我们可以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去讨论这一话语装置,把抒情传统和现代文学的诞生所引起的一些装置一起讨论。比如,五四之后浪漫主义文学里的抒情主义如何成为中国文学研究者反向建构的资源?作为“区域研究”的北美中国文学研究在抒情传统话语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外在视野有时能带来新的发现。

  浙江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姜文涛老师认为,关于自然的关注和物感的关注,这也许是现代文学装置的另一个面。比如我们知道柄谷行人在谈风景的时候,风景是一个倒置的装置,先有现代意义上的自我,然才有风景。如果我们说抒情传统是作为新文学,作为现代文学产生出来的一个传统或者说现代文学产生之后,我们带着现代文学装置的眼光重新去看传统,不管“我们”指的是西方的汉学家也罢,或者是我们国内的人也罢,它遮盖的传统诗学的内容是什么?我们在讨论抒情的时候,我们失掉了什么样的历史、政治和史实?这是一个问题。

  上海交通大学中文系王宇平老师指出,我们做现代文学的人接触到抒情传统可能还是由王德威几年前的提倡而来。王德威的《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我也看了几遍,他在书中选择了一些处于困境或尴尬境地的现代主体的人,比如像瞿秋白、江文也、胡兰成等,当然王德威也进行了文本上的形式分析,但是我觉得更多是知人论世的写法。究竟怎么以抒情传统为范式展开研究,似乎很模糊、混沌。王德威是在现代文学中的启蒙和革命叙事这样的宏大背景下,提出了抒情传统的概念。我觉得一个比较有生产性的思考是重新把革命与抒情的关系问题提出来,探讨革命与抒情之间的勾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