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1月6日上午，北京大学郑开教授做客华东师范大学思勉高等人文研究院，在闵行校区人文楼5303学术报告厅作了题为“政治和历史的开端：黄老帝道的政治哲学新思维”的专题讲座。该讲座为思勉人文讲座第384讲，由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陈赟教授主持，西北政法大学张磊老师和华东师范大学诸多硕博士研究生共同参与了讲座讨论。
郑开教授首先交待古代历史哲学一般将历史分为三代以上和三代以后两个时期的共识，三代以上是理想政治黄金时代，三代以下则是一个不断退化堕落的时代。因此从思想史上来讲，把握历史和政治的开端并不是自然的起点，而是人文书写的起点，也就是用理性的尺度衡量人类的文明。早期文明的状态往往以政治控制为中心，历史的开端同时也是政治的开端，且这样的开端总是通过圣人来书写的，“三黄五帝”便是一种系统化的历史叙事模式。这种文化模式如何形成？郑开教授接着以“帝道”观念为中心展开了探讨。“帝道”作为最理想的政治最古远的历史，在殷商时期先公先王的名号基本上都是帝，西周以后改称王，在政治的原则上讲周德、王道，文化上讲礼乐文明。但随着时间推移，社会关系结构变化，礼崩乐坏成为不可避免之势，因此需要一个霸主来统合诸侯，调整礼乐文明。齐桓公在管仲的辅助之下，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以法为核心的霸道的政教体系应运而生。“法度”作为霸道的核心，最初以依附于礼的形态出现，之后在春秋晚期形成了一种变法的潮流，郑子产“铸刑书”、晋赵鞅“铸刑鼎”，鲁国“初税亩”，随着形势的发展，法的精神特别是公开化的精神影响越来越大，礼和法对峙的关系逐渐形成。战国之后，围绕“帝道”而展开的黄老学诞生，何为“帝道”？郑开教授认为“帝道”是在王道霸道之外出现的另外一套体系和政教原则。《管子》中提出了“黄帝王霸”几种种政治模式，“霸道”一般认为是较低级粗鲁的方式，“王道”高于“霸道”，“黄帝之道”比王、霸更精深。《管子》四篇《心术》上下和《白心》《内业》是黄老政治哲学的总稿，把道家的玄理与管仲变法以来的学者围绕时代命题的思考结论都包含其中，也讲古代的圣王与帝道，开启了黄老学对“帝道”进行论述的渊始。《淮南子》围绕“帝道”而展开了以道德之意为基础，以阴阳、终始、有无、形神等主题构建了一个较复杂的政治哲学，重新讨论了帝王霸道，反思了仁义礼法的价值意义，对黄老学有一个总结性的意义，在思想史上开出了新的生命，因此在思想史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性。
接着郑开教授从儒道会通的角度来探讨了黄老政治哲学的新思考在战国年间的影响和意义。从北宋时期邵雍追溯到汉初陆贾、贾谊，以及书籍《说文解字》、《白虎通》、董仲舒的《春秋繁露》，“黄帝王霸”基本上成为中国古代近代以来思考政治哲学问题的模式。郑开教授指出如果不仅仅从思想史来讲，合并当时的现实，就会发现这种讲法的必然性。其实德礼是统一的体系，德是礼背后的精神动力。从历史和思想史材料的梳理和分析来看，三王五帝之前被建构起来的思想史是一种理想的政治哲学，主要是通过“帝道”来阐明的，而“帝道”在历史脉络中的来源，黄老学功不可没。黄老学对汉代的知识分子的影响极大，汉代的作品如董仲舒、贾谊皆受影响。儒家经典是一种王道的叙事方式，但历史和思想史不仅有王道的叙事，也有帝道叙事的濡染、互动。因此郑开教授批评近代古史辨运动中疑古派把三黄五帝的记事与叙事用一种历史的方法的检讨，但实际上三黄五帝时的历史讲的是思想史、观念设置的开端。这是在思想中的划线是对我们文明开端的思考，具有非常重要的思想史的意义。
郑开教授讲述之后，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陈赟教授做了精要的总结，在场的师生也踊跃提问讨论，如：黄老学派与儒家对于礼崩乐坏的救世之蔽的差别，《论语》讲大禹与尧舜的区分，如何看待历朝历代皇帝用宗教来辅佐教化，天下一家观念和黄帝共祖观念的关系等问题，杨教授作了精彩的回答与互动，使与会师生受益匪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