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5月22日，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青年研究员蒋华杰主讲思勉午餐沙龙第116讲。周边国家研究院助理研究员韩长青担任评论人并主持了本场沙龙。
就援助而言，1955年到1983年期间，中国在非洲的角色经历了从“铁人”到“商人”的变换。蒋华杰首先回顾了1955年到1983年中国对非援助政策的形成和演进的历史。总体上而言，中国援非的规模在1964年和1974年两次达到高峰，并在经历了1970年代末期到1980年代初期的调整之后，形成稳定的援助格局。
蒋华杰认为，通过重新建构中国援非历史，我们可以形成如下新认识：
第一、中非关系并非是影响中国对非援助的根本性因素，中国的冷战战略、自身的发展道路、冷战国际环境的变化是造成援助政策变化的根本性因素。国际冷战和革命外交、现代化和国家安全这四种因素构成的分析框架可以更为全面和准确地解读中国的援非行为。
第二、援助政策作为一种外交政策工具，其与外交政策的同步性和重要性在援非方面体现得尤为典型。也就是说，援助在中国对非政策中的重要性要超越一般外交政策工具的范畴，这造成了援助政策事实上等于外交政策的效果。
第三，中国的对非政策一直是服从于中国的整体战略，对非援助的数量和质量相应地服从于整体战略规划，过去数十年中，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针对非洲的行之有效的地区战略。
第四、1970年代，中国援非存在着身份困境。在中美缓和后，中国自万隆会议以来建立的反帝反殖革命话语在面对南部非洲新的局势时失效，三个世界的国际格局认知与非洲事实上的冷战格局矛盾，最终的结果是中国无法继续在非洲推行革命外交政策，反帝反修的国际统一战线无法维持和发展，中国在安哥拉内战中的困境就是很好的例证。
第五，1980年代初期，中国对非援助相对稳定，这种稳定是因为存在着援助的上限和下限。前者为中国自身国家发展道路变化导致的资源有限，后者决定于非洲在邓小平设计的国家安全战略中所扮演的战略干扰作用。中国需要依靠以非洲为主体的第三世界来干扰苏联南下，具体而言就是，破坏苏联的“俄国腰带”和“哑铃地带”。上限和下限之间的张力促使中国在新的经济外交方略之下实现援非新形态。
接下来，参加午餐沙龙的老师和学生就蒋华杰的报告提出了各种问题，并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整个午餐沙龙持续了两个半小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