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9月14日，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人类学研究所所长陈波教授做客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作了“欧洲文献中的吐伯特：十三至十八世纪为重点”的精彩讲座，讲座由历史学系李磊副教主持，朱明副教授参与了对谈，来自多个系所的本硕博同学三十余位聆听了本次讲座。
陈波教授的讲座从他的研究背景和学术史梳理开始。 “Tibet”到底是什么？这是陈波教授研究的最初出发点。
为了搞清Tibet这一概念，陈波教授首先从美国汉学家柔克义的著作着手。柔克义先后两次前往藏区，他著作中的Tibet有许多令人迷惑的用法，正是从柔克义的叙述中，引起了陈波对China与Tibet关系的猜想与追问。接着，陈波教授从词源、语义方面，使用欧洲字典，探寻了了欧洲语言中的“China”。他认为，五个世纪以来，从逻辑进程和知识史进程的角度上，欧洲认知中国的逻辑一直未变，总是先从中国的物质性来认知。
如此称呼，中国人作何反应？陈波教授讨论了四位中国学者张德彝、任乃强、吴世昌、王贵的反思。将四者这种不断发展的认识观总结为，Tibet、China与西藏、中国分属于不同的两个知识系统，不能混用。他肯定、赞同这些前辈的努力，并给出在本研究中使用土伯特、知纳这两个名称，而非西藏、中国的原因：一是由于Tibet、China属于欧洲知识的范畴，二是使用知纳能够与1868年以后日语中的支那观念相区隔，三是意图揭示欧洲知识范畴与中国概念之间的巨大差异。
在梳理欧洲文献的过程中，陈波教授发现十三世纪以后欧洲有关藏文化区域的直接知识传统有三。
第一项来自于鲁布鲁克。
第二项来自马可波罗。马可波罗在游记中对土伯特有更多的记载。
第三项是鄂多立克，1322至1328在华，其游记记载了他自陆路归国时途经土伯特。
他们三家尤其是马可波罗提供的知识奠定了此后欧洲想象土伯特的基础，但如果要认为三者所言是同一物，陈波认为，必须对它们进行整合，把这些符号链接起来，找到他们各自所说“土伯特”之间的共性，然后才能在此基础上建立新知识。这三项传统在此后被不断重现、整合。不过这些整个知识只是仍旧以想象为主，并没有实地经验。陈波也对这些整合后的想象进行了详细的梳理。
接着，陈波教授分析了1580年代以后欧洲的新知识。这主要来自于耶稣会士阿卦维瓦、卡塞拉、安夺德、德西德里等。他认为其中最重要的是安夺德提供的新拼写法和藏文化中的地理分类知识。
紧接此，陈波教授剖析了在新知识出现后，新旧知识体系如何融合的问题。 他以17世纪传教士游记为例说明了这一融合。而他认为曾德昭、卫匡国、奥利瑞尔和安文思四位学者做出的贡献尤为重要。他们的主要贡献是在欧洲知识体系上链接了汉文文献，将两个知识体系链接并建立了对等关系，但此时知识体系在地理上依旧存在逻辑上的难题，整合依旧未完成。
欧洲学界关于东方的想象，要么是由于没有到过当地，要么是由于信息不准确，因而导致体系错乱，陈波教授把这称为二重知纳观与二重土伯特观。
二重知纳观指外围知纳和省部知纳的矛盾。广义的知纳概念所指的外围知纳极其庞大，但当谈到知纳的具体省份时，又仔细到了十五个省，这二者之间是冲突的。陈波此后举出了一系列能够表现的该种冲突的典型欧洲文献。
二重知纳观的另一表现是十五省和庞大的朝贡体系。陈波通过传教士记载中描写朝贡体系的例子，以表明，双方知识体系的差异导致了朝贡体系被描写为一个庞大但又无无法仔细考究的体系。
1671年的《中国图志》中显示，Tibet这一形式占据了主导，链接各地有关土伯特的知识传统，摩尔、柏应理、吕布朗等人就已使用这一融合的概念。陈波由此认为，Tibet这一符号从此开始与各个时代的欧洲文献中的各种相关符号沟通，开始取而代之，从时间上上溯，空间上扩散，诉求自己的符号性霸权。
但是，陈波教授提出，二重知纳观与二重土伯特观之间是交织的而非独立的。在十八世纪初期，土伯特从鞑靼符号中脱离出去，土伯特和知纳两者实现了真正的交织，这是由于鞑靼的一支建立了大清，而建立的大清依旧被称为知纳，而不是鞑靼，这导致了鞑靼消失到知纳符号中去。
另一个交织体现于1716年卡普清修会和耶稣会争夺西藏传教权。耶稣会列举出了两点理由。这两点理由虽然是出于耶稣会的欧洲地理分类系统和传教利益的驱使，但这表明二重吐伯特观和二重知纳观的困境在一定条件下能够消除，这时吐伯特归入知纳之下。
最后，以1827年的孟加拉医疗处医生吉拉德和现代西方藏学代表者乔玛为例，吉拉德在对待土伯特人、地区时，将土伯特视为知纳的一部分，而乔玛在编撰藏英字典时，用英语中的resident来模糊满语“安班”（驻藏大臣）的意思，在二者间营造了一种独立倾向，陈波教授以此叙述知识在不同人身上展现出的“分叉”现象。
讲座末尾，陈波教授与朱明副教授就藏人对自身地理系统的认识进行了对谈，虽然此时时间已晚，但与座同学提问的热情依旧高涨，在交流完毕后，讲座在掌声中落下帷幕。
陈波教授的讲座从他的研究背景和学术史梳理开始。 “Tibet”到底是什么？这是陈波教授研究的最初出发点。
为了搞清Tibet这一概念，陈波教授首先从美国汉学家柔克义的著作着手。柔克义先后两次前往藏区，他著作中的Tibet有许多令人迷惑的用法，正是从柔克义的叙述中，引起了陈波对China与Tibet关系的猜想与追问。接着，陈波教授从词源、语义方面，使用欧洲字典，探寻了了欧洲语言中的“China”。他认为，五个世纪以来，从逻辑进程和知识史进程的角度上，欧洲认知中国的逻辑一直未变，总是先从中国的物质性来认知。
如此称呼，中国人作何反应？陈波教授讨论了四位中国学者张德彝、任乃强、吴世昌、王贵的反思。将四者这种不断发展的认识观总结为，Tibet、China与西藏、中国分属于不同的两个知识系统，不能混用。他肯定、赞同这些前辈的努力，并给出在本研究中使用土伯特、知纳这两个名称，而非西藏、中国的原因：一是由于Tibet、China属于欧洲知识的范畴，二是使用知纳能够与1868年以后日语中的支那观念相区隔，三是意图揭示欧洲知识范畴与中国概念之间的巨大差异。
在梳理欧洲文献的过程中，陈波教授发现十三世纪以后欧洲有关藏文化区域的直接知识传统有三。
第一项来自于鲁布鲁克。
第二项来自马可波罗。马可波罗在游记中对土伯特有更多的记载。
第三项是鄂多立克，1322至1328在华，其游记记载了他自陆路归国时途经土伯特。
他们三家尤其是马可波罗提供的知识奠定了此后欧洲想象土伯特的基础，但如果要认为三者所言是同一物，陈波认为，必须对它们进行整合，把这些符号链接起来，找到他们各自所说“土伯特”之间的共性，然后才能在此基础上建立新知识。这三项传统在此后被不断重现、整合。不过这些整个知识只是仍旧以想象为主，并没有实地经验。陈波也对这些整合后的想象进行了详细的梳理。
接着，陈波教授分析了1580年代以后欧洲的新知识。这主要来自于耶稣会士阿卦维瓦、卡塞拉、安夺德、德西德里等。他认为其中最重要的是安夺德提供的新拼写法和藏文化中的地理分类知识。
紧接此，陈波教授剖析了在新知识出现后，新旧知识体系如何融合的问题。 他以17世纪传教士游记为例说明了这一融合。而他认为曾德昭、卫匡国、奥利瑞尔和安文思四位学者做出的贡献尤为重要。他们的主要贡献是在欧洲知识体系上链接了汉文文献，将两个知识体系链接并建立了对等关系，但此时知识体系在地理上依旧存在逻辑上的难题，整合依旧未完成。
欧洲学界关于东方的想象，要么是由于没有到过当地，要么是由于信息不准确，因而导致体系错乱，陈波教授把这称为二重知纳观与二重土伯特观。
二重知纳观指外围知纳和省部知纳的矛盾。广义的知纳概念所指的外围知纳极其庞大，但当谈到知纳的具体省份时，又仔细到了十五个省，这二者之间是冲突的。陈波此后举出了一系列能够表现的该种冲突的典型欧洲文献。
二重知纳观的另一表现是十五省和庞大的朝贡体系。陈波通过传教士记载中描写朝贡体系的例子，以表明，双方知识体系的差异导致了朝贡体系被描写为一个庞大但又无无法仔细考究的体系。
1671年的《中国图志》中显示，Tibet这一形式占据了主导，链接各地有关土伯特的知识传统，摩尔、柏应理、吕布朗等人就已使用这一融合的概念。陈波由此认为，Tibet这一符号从此开始与各个时代的欧洲文献中的各种相关符号沟通，开始取而代之，从时间上上溯，空间上扩散，诉求自己的符号性霸权。
但是，陈波教授提出，二重知纳观与二重土伯特观之间是交织的而非独立的。在十八世纪初期，土伯特从鞑靼符号中脱离出去，土伯特和知纳两者实现了真正的交织，这是由于鞑靼的一支建立了大清，而建立的大清依旧被称为知纳，而不是鞑靼，这导致了鞑靼消失到知纳符号中去。
另一个交织体现于1716年卡普清修会和耶稣会争夺西藏传教权。耶稣会列举出了两点理由。这两点理由虽然是出于耶稣会的欧洲地理分类系统和传教利益的驱使，但这表明二重吐伯特观和二重知纳观的困境在一定条件下能够消除，这时吐伯特归入知纳之下。
最后，以1827年的孟加拉医疗处医生吉拉德和现代西方藏学代表者乔玛为例，吉拉德在对待土伯特人、地区时，将土伯特视为知纳的一部分，而乔玛在编撰藏英字典时，用英语中的resident来模糊满语“安班”（驻藏大臣）的意思，在二者间营造了一种独立倾向，陈波教授以此叙述知识在不同人身上展现出的“分叉”现象。
讲座末尾，陈波教授与朱明副教授就藏人对自身地理系统的认识进行了对谈，虽然此时时间已晚，但与座同学提问的热情依旧高涨，在交流完毕后，讲座在掌声中落下帷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