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1月25日上午九时三十分，由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主办的“思勉人文讲座”第493讲在闵行校区人文楼5303学术报告厅如期举行。来自北京大学中文系、担任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研究员与《中国典籍与文化》编辑部主任的顾永新教授，以“经学文献与经学文献学刍议”为题目，为在座的老师与同学们带来了一场精彩的学术盛宴。本次讲座由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方旭东教授主持，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的刘成国、王耐刚、张文教授，以及哲学、中文、历史各专业的同学们共同参与到了其中。
本次讲座，顾老师主要以“正经注疏”与“五经四书”两大主干系统外加辅翼系统的“2+1”结构，对古代经学文献进行了整体性的梳理，并使用“树状年轮结构”的分析方法，厘清了“正经注疏”与“五经四书”两大主干系统内部的各文献层级之内容及其相互关系；进而从经学文献学的学科定义、学术定位、主要任务、研究内容及应注意问题等方面，揭示了以文献学治经学的学术方法论之意旨。本次讲座的核心内容，顾老师已以“经学文献与经学文献学刍议”同题发表在《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四期。为了更直观地说明经学文献体式的演变历程，顾老师在讲演的同时还展示了大量的海内外经学文献稀见珍本的图片，并补充介绍了丰富的版本学、目录学的相关知识，在座师生听众无不心满意足、满载而归。
讲座伊始，顾老师首先说明了经学文献的定义和类别。
经学文献的主体是儒家经典的原典以及以之为核心的历代章句、注释、评论、考据、校勘、编纂、刊布等研究、整理成果，但是并不可限于传统“四部”分类的经部文献，还应包括历代史志目录和公私目录的经部类目，以及经学文献专科目录、类书中与经学相关的部类、经学文献丛书、历代学案、儒林碑传，还有散见于史部、子部、集部的相关论著。经学文献数量庞大、在古代文献整体所占权数很重，是源远流长、传承有绪的。对经学文献的分类，可以依据经部类目、从属时代、传本类型、整理体式和记录形式等类别进行。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古典目录学一直把小学类文献划归经部，但顾老师认为，单纯的小学著作并非经学文献，而专以经书为研究对象的小学著作则仍属之，如《经典释文》、《尔雅》。
接下来，顾老师介绍了根据经学史演进与文献递嬗之规律性、将古代经学文献从整体上划分为“正经注疏”和“五经四书”两大主干系统外加辅翼系统的新分类法。“正经注疏”的词源可以上溯至南宋，此处指的是传统“十三经注疏”系统的经、注、疏文献；而“五经四书”则指的是宋元以降列为科举程式的经、注、疏文献；辅翼系统，是两大主干系统外的其他经学文献，主要包括群经总义、三礼总义、通礼、杂礼、《春秋》总义类书籍，以及正字、训诂、校勘、通彻目录等以经书为研究对象且内容紧扣经书文本的小学、文献学治经之作。
顾老师指出，为了在认识经学文献静态结构体系的同时，又关注到它的历史性动态演变过程，我们可以引入“级次文献”概念、参照顾颉刚先生“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使用“树状年轮结构”方法，对经学文献整体以及内部系统的层级结构进行分析：
一方面，经学文献从整体而言，呈现为树状结构：儒家经典的原典乃其根系，从中首先生长出主干，即所谓“正经注疏”系统，历汉魏至唐宋；此后的近古时代，主干又一分为二、孳乳出“五经四书”系统；笼罩在主干及其所生枝节上面的树冠，即是“辅翼系统”。
另一方面，“正经注疏”与“五经四书”两大主干系统作为经学文献的主体，在其内部又各自呈现为“年轮结构”：每一系统的核心，即是原典文献；对于原典文献的历代注释与整理研究成果，便构成了围绕着此核心的，有时代先后、关系远近、规制大小、成长迟速、质地松紧之别的各级“同心轮纹”文献。
顾老师随后阐明了“正经注疏”与“五经四书”两大主干系统的“年轮结构”具体如何。
首先，就“正经注疏”系统而言，其“年轮结构”的核心或一次文献，即是十三经原典，在先秦至汉已基本成书。需要注意，原典本身其实也有内在的层次，一为经与传（记）之别，如《春秋经》与三传，以及《孝经》、《论语》、《尔雅》由传升经；二为经书文本的今古文之别，如《毛诗》为古文、《论语》（《张侯论》）为今文、《尚书》为伪古文、《仪礼》为参酌今古文。为了研究便利，原典自身的层次暂且从略。
“正经注疏”系统的第一圈“同心轮纹”或二次文献，即是十三经每一经之“正注”（如《周易》王弼、韩康伯注）与其他汉魏古注、隋唐旧注（如《周易》的郑玄、虞翻等注）。需要注意的是，汉魏诸注与经书最初是相互独立、各自别行的；到了六朝以后，就只有经注本而无单经本了。自此，一次文献与二次文献合一，正经因正注而传承有绪，正注因正经而获得正统地位。
“正经注疏”系统的第二圈“同心轮纹”或三次文献，即十三经每一经之“疏”；它既是对原典本身的阐释，又是对原典注释（“注”）的再注释。
“疏”可以分为两个阶次，一为南北朝至隋的义疏之作，今日大多亡佚，最完整可见者为清代从日本回传的皇侃《论语义疏》；二为今日“十三经注疏”中的唐宋疏义，包括唐孔颖达主持纂修的“五经正义”（《周易正义》、《尚书正义》、《毛诗正义》、《礼记正义》、《春秋（左传）正义》）和唐宋人的“七经疏义”（唐人四疏：贾公彦《周礼疏》、《仪礼疏》，徐彦《春秋公羊疏》、杨士勋《春秋穀梁疏》；宋人邢昺主持新修《论语》、《孝经》、《尔雅》三经之疏）；除此十二经疏外，还有旧题北宋孙奭所著的《孟子疏》。需要留意的是，唐和北宋时人，对“疏”和“正义”的区分很明确：只有孔颖达“五经正义”才被称作“正义”，而其他“七经疏义”皆仅名曰“疏”。到了南宋之后，两者却开始混淆，“疏”亦可曰“正义”、“正义”亦可曰“疏”。
疏文最初也是独立于经注本之外、以“单疏本”的形式别行的；因为没有录入与之配合的具体经注白文，所以才需在每段疏文之前，以“经从某某至某某”、“注从某某至某某”的方式标识相应经、注文的起止。南宋初，开始出现“注疏合刻本”，其代表版本为绍熙年间两浙东路茶盐司刊刻的“八行本”诸经。由此，一次、二次、三次文献合而为一，以其阅读之便，遂成为宋以后最为通行的经学文献体式。
“八行本”之后，至于南宋中期，在今天福建的建安地区出现了新的“注疏合刻本”的版本，“十行本”；其与“八行本”的不同之处，在于除经、注、疏文外，还在正文中附入了各经的《经典释文》；在此之前，各经的《经典释文》是与各经的经注本同时刊刻而独立别行的。就附《释文》而言，“十行本”中也存在例外情况：《周易》的《释文》并不如他经附在正文之中，而是单独成卷附在全书之后；《论语》、《孟子》并不附《释文》；《尔雅》虽附《释文》，但其《释文》文本较之陆德明原作发生了较大的改动。
“正经注疏”系统的第三圈“同心轮纹”或四次文献，主要是宋代以降新出的正经注疏，往往不是单纯地植根于原典的原始文本，而多系参酌汉魏古注和唐宋疏义之作。比如苏轼《书传》、《易传》，欧阳修《诗本义》，王安石《三经新义》等。
其次，就“五经四书”系统而言，它的成立肇始于唐末宋初的疑古惑经思潮——时人质疑汉魏古注，决意摒弃章句注疏之学而以新意解经；在此思潮催发下，理学（道学）蔚然兴起并不断壮大，作为程朱理学思想载体的“五经四书”系统，于是成为了与“正经注疏”系统并立的第二大经学文献主干系统。
“四书五经”系统“年轮结构”的核心或一次文献，即是五经以及经朱子《集注》正式确立的四书之原典。其第一圈“同心轮纹”或二次文献，即是“五经四书”原典的宋元人新注，其中包括主导性的程朱等人新注（如《周易》新注为程颐《易传》与朱熹《周易本义》）以及宋代理学的其他注释。有趣的是，从南宋后期至于元、明，“五经四书”系统的《周易》文献之最权威、最通行的注释版本，并非程子《易传》或朱子《本义》的单行本，而是将两者合刻的“传义合刻本”。“四书五经”系统的第二圈“同心轮纹”或三次文献，即是宋元人为程朱等人新注再作的注释，往往出以纂疏、疏义、纂注等名目，相当于唐宋人为汉魏古注再作的疏义，大致可分为两类：一为羽翼、发明或辩证、去取程朱等人新注，一为纂集宋元人新注以及“正经注疏”系统的注释，彼此互证、转相发明。其第三圈“同心轮纹”或四次文献，最具标志性者，乃明代永乐年间所编之《四书五经大全》，明代以降朱学系统的其他注释亦从属焉。
在分别说明“正经注疏”和“五经四书”两大主干系统各自的“年轮结构”之后，顾老师对它们的特点和关系进行了小结。
就两大主干系统的特点而言：
第一，它们的“年轮结构”本身并不仅仅涉及“平面的”著述体式问题，同时还包含着“立体的”时间向度：我们可以看到，“正经注疏”系统的二、三、四次文献分别出现在汉魏晋（个别二次文献晚至唐时，如《孝经》唐玄宗御注）、南北朝直至唐宋和宋代以降；而“五经四书”系统的二、三、四次文献则分别成于宋（个别晚二次文献晚至元时，如陈澔《礼记集说》）、元（个别三次文献则成于宋）和明清二代。
第二，两大系统内部不同级次文献的划分，虽然主要是基于文本内容，但是也包含着丰富的文本形态信息：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载体、不同人抄写或者刊行形成了不同的版本，增加了这些文献的复杂性，削弱了其稳定性。而且，两大系统的核心虽然都是经书原典，但“五经四书”系统所据之一次文献，较之“正经注疏”系统，已经有所变异。比如，“正经注疏”系统的《周易》原典，是所谓“经传参合本”，已将《易传》之“十翼”的文本拆分附随在《易经》各卦爻之下（除“存其旧式”的乾卦以外）；而“五经四书”系统的《周易》原典，则经晁说之、吕祖谦等人努力，恢复了《古易》的体式，将《易经》上下经与《易传》“十翼”独立成卷、先后编次。
就两大主干系统的关系而言，它们是既相对独立、各自为用、自给自足，同时又有交集、相互依存、相辅相成；它们并非平列同步，而有时间性和先后次序。这两大主干系统作为经学文献的主体结构，是经过历史选择的静态结果；而从历史选择的动态过程来看，“正经注疏”系统则为“五经四书”系统之所从出，前者是后者的知识源头和理论基础，后者是前者的浓缩精华和自然延展、是前者在宋明理学背景之下的时代化产物。虽然各有侧重、分别建构，但二者毕竟同出于经书原典之根本，彼此又有着极其密切的渊源关系。
在讲座的最后一部分，顾老师简单介绍了对于“经学文献学”的理解。
由于经学文献是古文献的核心，具有历时性、多层级的经传注疏年轮结构，带有较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而经学的学术属性（如今古文学、汉宋之学）又直接影响甚至左右着经学文献的形式及其特点；所以，与经学文献的上述特性相适应，经学文献学就是以经学文献为研究对象，旨在揭示其上下文属性、形式特点、载体构造、范畴类别以及沿革传承、庋藏刊布等等一般规律，并为经学文献的整理研究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以推进有序利用和科学发展的一门专科文献学；它是传统文献学和传统经学的分支，具有经学和文献学的双重属性。
经学文献学的研究领域，包括宏观理论与微观应用两个层面。宏观的理论层面重在研究经学文献的内容、形式、结构、类型等属性，及其形成、发展和演进、嬗递的过程，以及保存、利用、整理、研究等状况，具体包括1）自身理论体系建设、2）研究经学文献演进的历史、3）从整体上把握经学文献树状年轮结构、4）摸清现存经学文献的存藏状况之四端；而微观的应用层面就是经学文献的个案研究，包括关于其书、其人、其学、时世、地域等诸多方面的研究，应使用传统文献学、小学的理论和方法，以文本研究为中心，兼通文本内容和文本形态，包括章句、标点、注释、翻译、分类、编纂、索引、数字化等方面。这是经学文献学的首要任务和根本目标，也是经学文献学赖以成立的基础和前提。
经学文献学的主要内容，在前述宏观与微观层面上，大体包括以下五个方面：1）对于经学文献和经学文献学的理论探讨；2）经书版刻源流；五代之后，已从写本世代进入刻本时代，因此今天传世的经书以刻本版本为绝对大宗。真正的“十三经注疏”汇刻，应是从明代嘉靖年间的李元阳主持之“明本”开始，因为宋、元刻“十行本”十三经之《仪礼》还不是经注本，而只有《仪礼》的经文白文和杨复的《仪礼图》与《仪礼旁通图》，因此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整套“注疏合刻本”；3）经书文本校理；4）其他载体经学文献研究；现存经学文献绝大多数都是印本，除此之外，简帛、石经和写本、抄本等也是经学文献的重要载体；5）东瀛取经；我国与古代东亚文化圈国家在经学文献领域的双向交流具有悠久的历史，现存在日本、朝鲜、韩国、越南等国家的相关经学文献之珍本，都值得我们重视。其中，《孝经》领域的中日两国学术交流最有代表性——清朝时，在中国久已亡佚的《古文孝经》孔安国传与《今文孝经》郑玄注相继从日本回传中国；《孝经》玄宗御注之“开元始注”早亡中土、在日本传承有绪，清人亦得覆刻之。
至于经学、经学史与经学文献学的关系，顾老师指出，狭义的经学就是解读经书文本之学，换言之，就是讲求经义的；经学演进兼及经学研究的历史，就是经学史；有关经学和经学史的文献载体的研究就是经学文献学。经学、经学史和经学文献学，三位一体、互为表里，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经学是经学史和经学文献学的前提和灵魂，没有经学就无所谓经学史和经学文献学；经学史是经学发展规律的高度浓缩和科学总结，脱离经学史的观照，经学则豆剖瓜分，杂乱无章；经学文献学本身就是经学和经学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是其产生、成立的基础和出发点，也是其发展、演进的实际需要和必然要求。
在经学文献学研究所应注意的问题上，顾老师提醒道：第一，我们既不能抱残守缺，也不能标新立异，而应在立足于传世文献的同时，不排斥出土文献与早期版本文献，在充分理解和正确释读原典的前提下，恰当地、有效地利用新材料，彼此发明、相得益彰；第二，历代经学研究的价值和作用绝不容忽视，我们不应当、也不可能完全抛开前人的成果另起炉灶，而要充分地客观地加以利用；第三，应该将经学、经学文献学的研究与经学史的研究相结合，“学”“史”相长，同步推展，相辅相成；第四，经学文献学并不局限于中国，我们应当在立足于本土学术的前提下，放眼东亚乃至世界儒家文化传承研究的大环境、大背景，内外兼收，高屋建瓴。
在讲座的评议与问答环节，顾老师与方旭东、刘成国、王耐刚和张文四位老师，以及在座的同学们，就“经学文献学”学科概念之创立，经学文献学核心关照与“四部”专科文献学之成立，对中唐之后文人经义论著的文献属性、观点原创性与重要性的认识，清人“十三经新疏”与《御纂七经》的汉宋学分派，以《周易》为代表的经学原典之经传关系的历史演进，以及史部文献与经部《春秋》类文献的渊源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热烈的讨论。
本次讲座在老师和同学们经久不息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