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6月22日下午3点，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利用网络平台举办了第500场思勉人文讲座，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邓小南教授作了题为“信息沟通与制度文化：以宋朝为例”的学术报告，讲座由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院研究员、上海纽约大学校长童世骏教授主持。
邓小南教授近些年一直主持推进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科研基地项目“7－16世纪的信息沟通与国家秩序”，先前曾在北大、复旦等高校举办过多此有关“信息渠道与制度文化”的工作坊，取得了诸多重要的成果，此次应邀主讲思勉人文讲座，也为我们带来了对于这一学术前沿问题的最新见解。
讲座伊始，童世骏教授介绍了邓小南教授与华东师大和思勉高研院的诸多不解之缘，从个人层面上看，邓教授女儿曾就读于华东师大，从学术层面上看，邓小南教授的大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荣获2017年第四届“思勉原创奖”，并且，邓教授领导组建了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与思勉高研院同属于高校跨学科的人文科学研究院，共同推动人文社科的广泛交流，培育学术共同体，为同侪提供一片读书与思考的净土。随后，为感谢邓教授应邀主讲思勉人文讲座第500讲，童世骏教授向邓小南教授赠送思勉高研院精心准备的第500讲海报纪念框。伴随着听众的殷切期待和“云端掌声”，邓小南教授开始作学术报告。
整场讲座分为三个部分，分别为：（一）有关信息的渴求与焦虑；（二）“兼听广纳”：多层多途的信息渠道；（三）制度文化：信息渠道的阻滞和博弈。邓教授认为，信息是制度运转过程中的关键条件，而信息渠道则是人与制度相连的重要通道，是人与制度形成关联的重要链接。信息是流动的，制度是相对稳定的，两者之间的张力和空间就成为了我们很好的观察视角。邓教授选择宋朝为例，除了本人的学术取向之外，也回应了当下日益高涨的对宋朝的兴趣及再评价问题。
在10－13世纪的宋朝，从朝廷、官员到庶民，各个社会阶层都在密切关注着与自身有关的诸种信息，朝廷也通过视为“纲纪”的制度来进行信息收集和处理，并形成宋朝独特的信息渠道与制度文化。宋朝的中枢实行二府制度，即中书门下与枢密院，分主政兵，而皇帝通过分权制衡以达到君主集权的目的，也为君主构建不同机构多层多途的信息渠道提供了制度基础。具体如制度规定内的奏对、轮对、转对等常态性信息沟通渠道，及官员升陟、外任、归朝的例行入觐。而制度规定之外的讲筵留对、夜对也成为了皇帝收集信息的补充手段。信息的制度性传播则主要表现在内廷与外朝、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沟通。内外之间的信息传递与简单处理依靠尚书内省、入内内侍省、御药院等机构的宫官与宦官，中外之间的沟通分为上传与下达，前者表现为地方官员的政绩考察与磨勘，邓老师以新出《徐谓礼文书》为例具体讲述了基层官员在政绩磨勘过程中的“具文”与“空转”。后者表现为将承载政治情报、皇帝诏敕命令的邸报通过进奏院传达四方。邓老师进一步深入探讨了信息的管理与处理。正如王安石所言“制而用之存乎法，推而行之存乎人”，制度与人事息息相关，官场文化与官员的价值观是影响制度设定、运作实效的重要因素。围绕信息，需求方、供给方、筛选方、决策方的表面利益虽一致，但深层关切不同，所以就出现了信息渠道的阻滞与博弈。具体如朝廷对专项信息的搜集与保明，以及地方官员对君主“玉音”“玉色”的关注，甚至出现地方官员的“移文－刷牒”，提前准备以应巡检。信息渠道的延展卯合方式大体契合于帝国时期的行政与信息网络，其中的关卡/关节控御也存在着开合的可能，既有不肯尽职甚至刻意壅蔽者，也有忠于体制的小心行事者，而具体时期的信息制度建设更是这一时期多方博弈、政治权衡的结果。朝廷关注信息的“实迹”与渠道的即使通畅，根本焦点在于国家的政治秩序，君主对于官员治事实迹的追求也从属于维系整个官僚体制的需要，“安定”当头的思维模式，也终将决定宋朝追求信息“实迹”的努力只能是不完全、不彻底的。最后邓老师提出，关于所谓的“制度文化”，不是单纯的规范体系，而是指制度实施的氛围，是多种因素互动积淀产生的综合状态，包括制度规定本身，也包括制度设计者、执行者、扭曲者等的意识、态度、行为与周旋互动。或可以说制度文化是一种弥漫性的制度生态环境，影响着制度的生成及其活动方式。
整场讲座精彩纷呈，邓小南教授以宋代为例具体论述了宋代君臣如何凭依制度构建信息沟通渠道，以及各方围绕信息渠道展开博弈的过程，着眼于宋，却不拘于此，点出了整个中国古代史中非常重要的信息、制度与国家治理体系的问题，给人启发良多。报告结束后，邓小南教授再次表达了对思勉高研院的感谢，并表示希望与思勉高研院开展进一步的学术交流活动。最后在童世骏教授的主持下，邓教授就听众提出的关于信息空间、宋代政治实践与信息渠道的制度设计、印刷术与宋代信息传播、宋代不同时期的制度文化等问题作了详细的解答，伴随着听众的不舍与意犹未尽，思勉人文讲座第500讲圆满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