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首尔大学丁垣在教授做客思勉人文讲座第463讲

发布日期: 2019-06-17   作者: 于昊甬  浏览次数: 258


20190611日上午十点,由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主办的“思勉人文讲座”第463讲在华东师范大学闵行校区人文楼5303学术报告厅如期举行。来自韩国首尔大学哲学系、现任首尔大学奎章阁韩国学研究院副院长的丁垣在教授,以“李滉对七情的理解——从《礼运》到《中庸》”为题,发表了精彩生动的讲演。本次讲座由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方旭东教授主持,由华东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比较教育学专业研究生(韩国留学生)李旋律同学担任翻译,哲学系各专业的同学们共同参与到了其中。

本次讲座,丁教授主要通过介绍朝鲜儒学史上著名的“四端七情争论”,追踪、梳理了李滉对“七情”的理解的变化过程,纠正了现有通说的错误观点,展现了李滉、李珥、奇大升等诸儒在论辩与交锋中相互借鉴、发展各自哲学思想的精彩而又复杂的图景。

丁教授首先以“四端七情理气之争”(简称“四七之辨”)的通说开篇,指出:分别以李滉、李珥为代表的“主气论”和“主理论”两大学派所争论的核心问题集中于《孟子》之“四端”与《礼记·礼运》之“七情”(喜、怒、哀、惧、爱、恶、欲)的产生根源究竟为何。这一绵延了三百余年的哲学争论,不仅在东亚儒学史上首次将“四端”与“七情”自觉地联系在一起并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探讨,从而具有着不可忽视的学术价值;而且,这一争论对于朝鲜儒学乃至朝鲜半岛的社会文化都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以至于李滉、李珥作为争论的主人公,都分别被印制在了1000元和5000元韩元纸币上。

接下来,作为下一步讨论的基础,丁教授带听众老师同学们回顾了《礼记·礼运》的“七情”说以及《礼记·中庸》的“四情”说本文。丁教授认为,《礼运》的“七情”主要与人们的肉体欲望有关,容易流于混乱和危险,所以需要用“礼”来制约它们;《礼运》的“七情”说,与《荀子》哲学对人的情感欲望的理解很相似。与此不同,《中庸》的“四情”从根本上来说发源于本身具有道德性的人性,因此当“四情”处于“未发”之“中”与“已发”之“和”的状态时,即是符合道德、符合秩序的。《中庸》的“四情”说,为人的情感加入了显著的、根源性的道德性因素。

于是,丁教授开始梳理朝鲜大儒李滉对于“七情”理解的发展变化之全过程。这一过程始于1555年所作《天命图说》,在随后与奇大升的四封往返论辩书信中被影响、改变(《退溪一书》《二书》《三书》《四书》。其中,最关键的变化发生于《退溪二书》)和巩固,并在呈送宣祖国王的《心统性情图说》中得以最终确立。

在代表李滉早期哲学观点的《天命图说》中,他认为,“四端”为纯然之善,发源于人的“本性”;“七情”则流于邪恶(或本身处于善恶未定的状态),发源于人的“形气”或“气质”;这是一种与《礼运》“七情”说相似的理解。他在《退溪一书》中也持有同样的论调。因此,李珥批评李滉的观点是“二性二情说”——认为李滉将人性理解成是一种由“本性”与“气质之性”共同构成的二元结构,从这“二性”出发,分别造成了“四端”和“七情”这一善一恶的“二情”。这就是关于李滉“四七论”哲学的通说。

接着,奇大升在《高峰一书》中向他提出了挑战。奇大升在这里首次用《中庸》的“四情”来比附《礼运》的“七情”——也就是说,论者们不仅在情感的种类上开始用“四情”来包举“七情”,而且在情感的性质上也开始以《中庸》“四情”的范式来重新理解《礼运》“七情”的范式了。奇大升认为,“四端”和“七情”共同源出于天理之本性,而“四端”则是“七情”之“发而中节”者、因而是“七情”中善的部分。《高峰二书》进一步深化了这一观点,认为“四端”和“七情”在根本上皆为善,而非善恶未定者;只有在发而不中节的时候,“七情”才会“偏于一边而为恶”。

在奇大升的影响下,李滉在《退溪二书》中将早期的“二性二情说”表述进行了修正:“四则理发而气随之,七则气发而理乘之。”一般通说将这一“四端七情理气互发论”看作是《退溪一书》的延伸命题,认为李滉仍然持有一种“本性”产生“四端”、“形气”造成“七情”的二元论理解。但丁教授认为通说的理解是错误的;此时,李滉的“四七论”哲学实际上已经发生了本质意义的变化。第一,李滉认同了奇大升的主要主张,以为“四端”本在“七情”之内,“四端”与“七情”不再是截然分立的两种情感;第二,李滉也认为,“七情”不是单纯从肉体、“形气”产生的感情,而亦是天命之性所出,故称“七情本善”。李滉此时的“四端”、“七情”理论结构,实质上已经从二元转变为了一元。

经过《退溪三书》至于《退溪四书》,李滉对自己先前“四则理发而气随之,七则气发而理乘之”的观点作出了更进一步的解释:所谓“理发”,是说“四端”直接由天命之性产生;而所谓“气发”,则是说“七情”在起源上同样来自天命之性,但是要经过“气质”、“形气”才能显现出来;后者是一个“理与气杂”的过程。由此,李滉在晚期的《心统性情图说》中定论道:“七情”起源于本然之性,根本上也是完全善的;“四端”属于“七情”之内,是不受气质影响、直接由天理表露的情感;而除去“四端”的“七情”,则是受到气质影响、因而实然上可能流于恶的感情——“本然之性, 主于理而言, 气质之性, 兼理气而言, 以情言之, 循理而发者为四端, 合理气而发者为七情。就这样,李滉最终与奇大升先前的观点达成了一致。

于是,丁教授总结到:朝鲜儒学史上所谓的“四端七情争论”,与其说是《孟子》之“四端”与《礼记·礼运》之“七情”的争论,不如说是“四端”与《礼记·中庸》之“四情”的争论——因为《礼运》之“七情”说最终已经全然为《中庸》之“四情”说所替换、覆盖掉了。《中庸》的“四情”,实际上学者们的讨论从“四端”抵达《礼运》“七情”的必经的一个“中层结构”。而李滉对“七情”的理解,也恰恰是一个从《礼运》式的“七情”抵达《中庸》式的“四情”的旅程——从对于“四端”、“七情”的二元论根源设定来到了一元论根源设定(形式上为“理气互发说”,但内容上则为“理发一路说”——以理为单一的根源、一贯地解释世界所有现象。退溪学派的后世学者们于是沿用了“理发一路说”的基本观点),认为人们根本上所具有的情感只是产生自天命之性、本然即善的“四端”,而“七情”则是“四端”经过“气质”、发生变形之后的产物(有趣的是,与李滉哲学的发展方向恰恰相反,奇大升的哲学对“七情”的理解,则从最初的《中庸》式逐渐转变为了《礼运》式,乃至提出了“四端不中节”之说;认为情感本身即是善恶混在的、“中节”者方为善。李滉与奇大升的哲学构成了一组有趣的“矛盾/逆反”)。所以,李滉哲学之中的“心”,也从早期由“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两个对等要素共同构成、受到两者同等力量影响而需要在两者之间做出选择的“价值中立的心”,转变为后期完全以“仁义礼智的本性”作为其本质之全部内容、在面对次一级的物质性“形气”时需要忠实地履行自身本质的“道德之心”。

本场讲座的最后,老师和同学们与丁垣在教授就李滉与奇大升二人哲学发展理路的矛盾特征、如何用《中庸》之“四情”理解《礼运》之“七情”、以《中庸》之“四情”理解《礼运》之“七情”是否会导致“爱、恶、欲”等三情缺失等问题,展开了精彩的讨论和互动。本场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