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1月19日星期二下午，同济大学人文学院的孙周兴教授来到闵行，为华师大的同学们带来了一场题为“我们需要一种新的生命哲学”的讲座。本次讲座系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前沿技术的人文维度”高端讲坛第三讲，由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思勉高研院院长郁振华主持。思勉高研院党总支书记、副院长王玉琼以及校内外的其他师生参与了此次讲座。
本次讲座的内容共分为四部分。在第一部分中，孙教授呈现了当代技术进步及人们日益加重的担忧。孙教授从2018年南科大的基因编辑婴儿事件谈起，指出学界和社会舆论对此的主要反应为谴责和声讨，这些谴责的声音表达了一种对技术发展的忧虑意识。孙教授提醒我们，对技术的忧虑已经不再只局限于保守的人文学者们的批判，而是扩展为一种社会性的态度，即便是相信技术进步的乐观主义者们也逐渐开始担忧了。
人们发现，我们或许正站在人类与后人类间的巨大分水岭上，地质学家将我们当前的时代称之为“人类世”（anthropocene），而孙教授自己的说法是，我们正从自然的人类文明进入到技术的人类文明（“类人文明”）。所谓技术的人类文明主要受到两种技术的驱动：生物技术（基因工程）和智能技术（算法）。在这二重技术的裹挟下，发生了从自然的人走向技术的人的过程，即人的非自然化。在此背景下，人性的观念及其伴随的一系列伦理社会结构受到了巨大冲击。由此就进入了讲座的第二部分，即从自然人到技术人的古今人性之变。
孙教授特别提及了福山对这一主题的思考，它主要集中在其著作《我们的后人类未来：生物技术革命的后果》中。福山偏向保守立场，认为技术发展挑战了普遍的人性。但是，存在一种持久不变的恒定人性吗？孙教授认为，历史主义方法让我们看到“人性”中诸要素在不同时空中的变异，执守于所谓“普遍人性”是一个令人遗憾的幻觉。在新的历史形势下，在技术高歌猛进的前提下，当务之急正是对人之为人的重新理解，对何为人之自然的重新理解。这需要对技术及其后果作系统评估、重新确立人类于技术世界中之位置、对人类生命和文明未来形态作长远规划等。在此脉络里，孙教授提出了两个问题：1）如何筹划未来生命？2）如何重建技术人的生活世界？
第三部分旨在回答第一个问题。孙教授着重探讨了：1）认识自然与技术的二重性；2）长生生命的社会组织问题；3）对新快乐模式的发掘；4）无聊学与创造学的发展。
第四部分旨在回答第二个问题。孙教授的建议是：1）调整我们关于世界的信念，将静态的名词世界转化为流动的动词世界；2）形成非线性的新时空经验；3）对感觉的重塑和对感受力的恢复；4）积极地面对虚无这一当代人类生存境况，习惯和熟悉技术带来的虚拟性和生活自身的虚拟化。
随后进入讨论环节。同学们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在技术化的时代，人的教育如何可能？西方视觉中心论中蕴含的原初暴力，是否意味着在人类历史开端处就已展开了世界的抽象化进程？对“无聊”的现象学分析如何关联于纯粹的时间经验？等等。孙教授一一作了解答。
自谓“农民”的孙教授以其丰沛的激情和幽默的谈吐，富含趣味地向同学们传递了其关于技术时代新人文的思辨。这位“哲学农民”让我们再一次回忆起塔西佗对血气充沛的英雄德性的崇敬和对大地原初之生机的向往。在师生们热烈的掌声中，本次讲坛圆满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