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1月18日下午三时，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系主任、中国元史研究会会长张帆教授为华东师大学子进行了一场题为“如何看待元朝”的讲座，由黄纯艳教授主持。张教授从“元朝是中国的王朝吗”“应当如何评价元朝的统治”，“如何认识成吉思汗的历史地位”和“关于蒙古征服中的屠杀现象”四个问题出发，生动地讲解了元朝的主要性质和历史作用。
讲座伊始，张教授对“元朝是中国的王朝吗”这个问题进行了回答。
他首先指出：“中国”概念在从古到今的语境中变化非常大，可以粗略地区分为两类：一是狭义的、小范围的“中国”，或者说是古代的“中国”，以秦朝疆域为代表，北抵长城，西接青藏高原，东和南到大海；二是广义的、大范围的“中国”，或者说是近现代的“中国”，以清朝中叶（1759－1840）疆域为代表，即1759年清朝完全控制新疆局势的疆域。今天讨论元朝性质时，我们应当选择哪一类“中国”概念呢？张教授认为应当选择后者。他引述了历史地理学权威谭其骧先生的观点，认为我们不能拿早期古人心目中的“中国”作为中国的范围，也不能拿今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版图来限定历史上的中国范围，而应将几千年历史发展所自然形成的“中国”即清朝中叶的疆域，作为讨论对象。这是经过长期的多民族及其政权冲突交融，发展变化而形成的近现代“中国”，其形成有历史的内在逻辑性。而按照这个概念，就会发现元朝的统治区域主要在这些地方，其统治民族蒙古族本身也起源于这个范围之内，故可基本判断元朝是中国的王朝。
张教授又对史书中“中国”概念的多重寓意进行了分析，包括血缘、地理和文化意义。古往今来，民族迁移不断，人群变化无穷，从血缘角度来讨论谁是否“中国”很难说清；而地理上的“中国”则相对清晰一些，在这个层面上元朝属于广义的、近现代的“中国”范围。就文化意义而言，古人说“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如果接受中原文化，包括采用这套文化的理念和相关话语体系来治理国家，那就可以看作中国。虽然元朝的制度、政策与中原文化略有偏离，具有一定的非典型性，但基本上还是根据中原文化的理念来建立王朝、设计制度的，其管理体制是以中原文化因素为主导的。
综合以上讨论，张教授认为：第一，元朝就主要性质而言应属中国王朝。第二，元朝初步奠定了古代“中国”向近现代“中国”转变的基础。
其次，张教授在具体历史背景中进一步讨论元朝的“中国”属性。先后探讨了宋辽金时期的“多元中国”理念、金元之际北方汉人对蒙古政权的认同、南宋灭亡初期以及统一局面稳定之后南方汉人对元朝的认知、明朝中叶以下民族主义情绪的反弹等问题。辽宋时期，辽和北宋进行外交往来时，以“中国”自居，将二者关系定位为南北朝对立，而非中原与域外。金占领中原后，统治者自我定位为中国，治下百姓也逐渐接受这个理念。蒙古进入中原后，北方汉人愿意接受蒙古的统治，认为蒙古政权与金朝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只有量的差别。南宋灭亡后，南方汉人基本上无奈地接受了现实，逐渐承认元朝的统治，“华夷之辨”等民族主义思想只作为一种暗流若隐若现。元末，朱元璋在北伐元廷时提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民族主义口号，但同时也承认元朝曾经拥有天命，即传统的政治合法性。至明中叶以后，由于民族矛盾和边疆危机等原因，才出现明确否认元朝代表“中国”的观点。在蒙古统治者的“中国”认同问题上，张帆教授认为，和辽金不同，蒙古统治者很长时间内不完全具备明确的“中国”意识，皇帝和少数高层贵族死后回葬草原就是这方面的表现。但到元朝后期，统治者的草原认同意识有所淡化，以“中国”自居的意识逐渐加强。可以推测，如果元朝的统治时间更长一些，他们的“中国”认同意识会越来越巩固。
接着，张教授从古代“中国”角度对历代中原王朝（就统治者而言）进行了分类。属于“中国”血缘、最没有争议的，包括汉、晋、宋、明等王朝；血缘上具有非中原因素，但认同“中国”族群身份的，有隋、唐两朝；族群身份不同，但接受并认同“中国”文化的，有北魏、金、清三朝；族群身份不同，但基本接受并大部分认同“中国”文化的是元朝。与前三类王朝相比，元朝对狭义“中国”亦即中原文化的认同与融合度相对低一些，但并没有本质差别，不应当把它视为另类。
在讲座的第二部分，张教授对元朝的统治进行了评价。他指出元朝未达到“王朝周期律”下的常规寿命，统治不算成功。在对中国历史发展线索的影响上，政治影响最大，经济次之，文化又次。在疆域、民族和制度遗产上成就突出，而且还出现了诸如发行单一纸币、发展海运、加强中西联系等“超前”举措。总体上，元朝的民族不平等或歧视比较明显，但在后人叙述中又被夸大了。过去通常认为元朝实行明确且严格的民族等级制度，实际上，只是一些对不同族群的差别对待政策，不断积累而被后人概括为“四等人制”。
第三部分是对成吉思汗的认识，张教授强调，成吉思汗不仅是蒙元帝国的创建者，而且是蒙古民族的缔造者。他从根本上改变了草原格局，是蒙古民族认同和感情的象征，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在这一点上明显有别于其他历史人物。就其历史举措而言，成吉思汗客观上推动了最早的“全球化”，但其主观目的是征服和掠夺，使当时的人民付出了巨大代价，因此不应当盲目拔高。
最后，张教授对蒙古征服战争中的屠杀现象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第一，中外记载中关于当时战争屠杀的某些数字可能夸大，但屠杀现象无法否认；第二，屠杀是手段而非目的，并非针对特定种族，和平环境下的蒙古统治者并不嗜杀；第三，对人类生命缺乏尊重，古代战争普遍如此，对于处在野蛮－文明转型期、深受“丛林法则”影响的人群来说，这种情况可能更加严重；第四，历史事实无法抹杀，历史恩怨难以厘清，我们需要总结过去更好地面向未来。
张帆教授的报告结束后，在场的老师、同学们就讲座内容展开讨论，气氛热烈，黄纯艳教授进行了简单总结。
在互动提问环节，有学生提问元朝使用的蒙语文与现代内蒙古地区使用的蒙语文之间的关系。张教授回答，从语言方面来说变化不大，而文字有所不同，因为元朝的蒙古文有两种，成吉思汗时期创立了最早的蒙古文，这个蒙古文经过改造，就是今天我国蒙古族还在使用的蒙古文。但是在忽必烈时代，又出现了一种文字——八思巴字，以藏文字母来拼蒙古语，是元朝官方正式文字，在重要文献上使用，但这种文字后来失传了。又有学生提问，山东军阀李璮叛乱对忽必烈政策的影响，是否会影响到忽必烈的汉化政策。张教授认为过去研究都是这样认为的。李璮叛乱是汉族军阀叛乱，对忽必烈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觉得汉人不可信任。起初，忽必烈较为倾向于汉文化，积极推行汉化政策，但后来逐渐停滞，开始转向别的方面。因此，一般认为李璮叛乱是忽必烈政策的重要转折点。但是今天看来，忽必烈以汉族地区为根据地即位，政策上明显向中原靠拢，后来打败了他的弟弟阿里不哥，完全控制漠北草原，政权的定位和政策的出发点因而需要有所变化，不能完全从汉族地区的角度出发。忽必烈后期政策的转变也与此有关，不完全是因为李璮叛乱。
